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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斷未來。
我在與那群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子弟的辯論中，總是能夠無懈可擊的贏得辯駁，無論是言語上，還是拳頭上。
那些自由派完全是缺乏教育和歷史常識的空想，在我很小的時候就給那些自由派下了定義，我這一輩子都沒有抹黑過自由派，而是實話實說，他們確實腦袋有問題。
在哥廷根大學的日子基本一成不變，偶爾去上課，多數時候我牽著拿破崙在校園裡遊蕩，毆打或教育一些布林喬亞。
（註解：俾斯麥小時候養的大狼狗名叫拿破崙）
哥廷根大學時期我打了一個公爵的孩子，只好轉學到柏林去，去柏林的第一天正好是巴赫音樂節，時至今日我也記憶深刻，因為音樂節第二天便是自由派暴亂的萊茵集會，這令我非常反感。
由於俾斯麥回憶錄中噴自由派的段落太長，故省略幾千字。
（2）
在柏林大學的時期，我，德皇陛下與卡爾經常在一起討論，實際上我並不喜歡討論社會問題，因為我總是跟卡爾吵的不可開交。
更多時候我願意聊一些法國的事情，比如斯特拉斯堡。
當時我很年少，與多數年輕人一樣，對於法國佔據斯特拉斯堡感到十分的憤怒，總是高呼復仇，收復領土，當時的卡爾也一樣，他跟我都覺得斯特拉斯堡必須從法國手中收回，後來我們長大了，看待問題也變化了很多。
歷史領土的收復是個極為複雜的問題，絕不是像年輕人那樣有一腔熱血就可以，幾百年淪陷於他國手中，當地人口同化的程度，當地文化接受度，語言，生活習慣，法律法規，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改回來，這其中對收復領土的教育和宣傳引導是極為重要的。
還有關於卡爾的事情。
現在回想一下，年少的我其實非常害怕他，因為他的理念讓我覺得很對，但出於自身立場我又必須反對，那時候，我經常強詞奪理偷換概念的去堵住他的嘴，表面上看懟的他啞口無言，實際上他在一次次辯論失敗中完善了自己的正確邏輯。
我想告訴後人的是，對待革命者，堵不如疏，越是壓迫越是反彈，想要封堵這方面帶來的危機，只有將革命者拐入陰溝裡，分化他們，拉攏他們，表面認可對方理念的同時要不斷塞入私貨，一點點將屠龍勇士變成龍。
這方面的時候我在公元系列小說中看過一些，大概是叫什麼和平演變之類的事情，我也建議後人去看看那系列小說，很有用處。
對於後人，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