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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司的建立和存在對於蘇詠霖來說本身就是一種嘗試。
是他在起義階段這個特殊時期為了掌控更大的動員力而對傳統官僚模式和傳統軍隊模式的一種顛覆性的創新。
在這個起義的階段，他沒有可靠的官僚培養系統。
而且就算想要和知識分子合作，知識分子面對中都地區金國大軍的壓力，也不敢貿然把寶壓在蘇詠霖身上。
越早投資雖然回報越大，風險也越大，只有光腳的才敢這樣玩，家大業大的要是這樣玩，萬一蘇詠霖完蛋了怎麼辦？
對於他們來說，素來都是誰贏了幫誰，玩錦上添花，雪中送炭是不能指望他們的。
考慮到這一點，蘇詠霖也就和他們達成默契，除了實在是看孔氏不爽，威逼孔氏付出了一點代價，其他地區蘇詠霖都是和地方知識分子達成了互不干擾的默契。
但是蘇詠霖也是需要真正的掌控地方為他提供戰爭動員力的，否則又怎麼能抗衡金國呢？
官僚系統靠不住，那就只能依靠自己的系統，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意願掌控基層了。
指導司系統就在這個背景之下“應運而生”。
不僅是蘇詠霖個人的理想，也是現實所迫，為了對抗金國、更好的生存，指導司系統的建立和擴大是必須的，所以蘇詠霖使勁兒往裡面砸錢，把軍費大量的投入進去。
擴大著擴大著，指導司的規模開始遍及全軍，開始給蘇詠霖巨大的回饋。
這種回饋也從軍隊裡走出來，開始蔓延到行政層面，從行政層面給了蘇詠霖很大的幫助。
傳統模式下官僚系統並不深入的鄉村基層，被蘇詠霖用指導員體系控制，取代了原本掌控鄉村基層的地主鄉紳們，整合了這一階層。
對於一個政權來說最重要的動員力和稅收，就被蘇詠霖掌握在自己手裡了。
成本的確挺高的，派出的人手需要很多，費用支出讓負責財政工作的林景春多次向他抱怨，說錢的確掙得多，但是花的也多，都存不下多少錢，沒什麼結餘。
但是付出這些成本之後，他不需要對地主鄉紳讓渡權力也可以掌握鄉村基層，就等於從制度層面將地主鄉紳存在的必要性排除了。
這大抵便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了。
而在這個過程中，指導司體系也漸漸變得成熟、可靠。
透過指導司這個機構對軍隊和底層農民進行聯通，進行一種傳統模式之外的聯通，本身就賦予了指導司光明正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