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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從此起我的思想就傾向於分行的抒寫。一份深刻的憂鬱佔定了我。這憂鬱，我信，竟於漸漸的潛化了我的氣質。
話雖如此，我的塵俗的成分並沒有甘心退讓過，詩靈的稀小的翅膀，盡他們在那裡騰撲，還是沒有力量帶了這整份的累墜往天外飛的。且不說詩化生活一類的理想那是談何容易實現，就說平常在實際生活的壓迫中偶爾掙出八行十二行的詩句都是夠艱難的。尤其是最近幾年，有時候自己想著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過去內心竟可以一無訊息，不透一點亮，不見絲紋的動。我常常疑心這一次是真的幹了完了的。如同契玦臘的一身美是問神道通融得來限定日子要交還的，我也時常疑慮到我這些寫詩的日子也是什麼神道因為憐憫我的愚蠢暫時借給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我希望他們可憐一個人可憐到底！
一眨眼十年已經過去。詩雖則連續的寫，自信還是薄弱到極點。“寫是這樣寫下了，”我常自己想，“但準知道這就能算是詩嗎？”就經驗說，從一點意思的晃動到一篇詩的完成，這中間幾字沒有一次不經過唐僧取經似的苦難的。詩不僅是一種分娩，它並且往往是難產！這份甘苦是隻有當事人自己知道。一個詩人，到了修養極高的境界，如同泰戈爾先生，比方說，也許可以一張口就有精圓的珠子吐出來，這事實上我親眼見過來的，不打謊，但像我這樣既無天才又少修養的人如何說得上？
只有一個時期我的詩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發，不分方向的亂衝。那就是A最早寫詩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種偉大力量的震撼，什麼半成熟的未熟的意念都在指顧間散作繽紛的花雨。我那時是絕無依傍，也不知顧慮，心頭有什麼鬱積，就付託腕底胡亂給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哪還顧得了什麼美醜！我在短時期內寫了很多，但幾乎全部都是見不得人面的。這是一個教訓。
我的第一集詩——《志摩的詩》——是我十一年回國後兩年內寫的。在這集子裡初期的洶湧性雖已消減，但大部分還是情感的無關闌的泛濫，什麼詩的藝術或技巧都談不到。這問題一直要到民國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群朋友在《晨報》副鐫刊行詩刊時方才開始討論到。一多不僅是詩人，他也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一個人。我想這五六年來我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響。我的筆本來是最不受羈勒的一匹野馬，看到了一多的謹嚴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