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極寒夜 (第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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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歐洲奠定了基石。
在中國的歷史轉型期,總是很難看到權力資源、財富資源和文化資源的良性集結。中國的社會改革者們更多地想到剝奪,這種剝奪即便包含正義,也容易使歷史轉型在搖擺晃盪中降低了等級。
這中間,最關鍵的是文化資源。美第奇家族在這方面做得特別出色,他們不是把文化創造的權力緊握在自己手上隨意佈施,而是以最虔誠的態度去尋找真正的創造者。他們對於一代藝術家的發掘、培養、傳揚、保護,使新思想變得感性,使新時代變得美麗。
這座城市的市民長期追隨美第奇家族,而美第奇家族卻在追隨藝術大師,這兩度追隨,就完成了一次關及人類的集體提升。
中國的一次次進步和轉型,都容易流於急功近利,忽略了新的精神文化基礎的建立,還誤以為暫時犧牲文化是必要的代價。其實,社會轉型的成功關鍵,恰恰在於必須集中權力資源、財富資源和文化資源,一起開創一種新文化。
三
再看那一片墓地。
我說的是德國柏林費希特、黑格爾的墓地。其實,歐洲可供遊觀的學人墓地很多,隨之還有大量的故居、雕像,讓後人領略一個個智者的靈魂。
同樣是知識分子,德國的同行在整體上遠比中國同行純粹,並因純粹而走向宏偉。歷代中國文人哪怕是最優秀的,都與權力構架密切相連,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種密切的反向聯結。因此,他們的“入世”言行,解構了獨立的文化思維;他們的“出世”言行,則表現出一種故意。直到今天,中國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熱鬧和書蠹式的寂寥間徘徊,都帶有自欺欺人的虛假。
德國學者很少有這種情況,即使像歌德這樣在魏瑪做大官,也不影響《浮士德》的創作。黑格爾龐大的哲學架構和美學體系,更不可能是應時之作。他擔任柏林大學校長,算是一個不小的行政職務了,卻也堅守大學創始人威廉·馮·洪堡的宗旨,實行充分學術自由,不許官方行政干涉。
比黑格爾的思維更加開闊的是康德,終身靜居鄉里,思索著宇宙和人類的奧秘。
但是,即便這樣,康德也反對知識分子偽裝出拒絕社會、擺脫大眾的清高模樣。他以法國啟蒙主義者為例,提出了知識分子的行為標準:“勇於在一切公共領域運用理性。”這恰恰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致命弱點。即便是我們尊敬的前輩知識分子,他們留給“公共領域”的精神財富也少而又少。
因此,中國知識分子的墓地和故居,也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