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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說你開了你的普利茅斯牌新車跟隨你太太？”檢察官審問他。
“那天晚上我和一個朋友換了車子。”安迪說。但他冷靜地承認自己計劃得多麼周詳，只會使陪審員感到他城府很深，對他一點好處也沒有。
在還了朋友的車、取回自己的車後，安迪便回家去。琳達早已上床，正在看書。他問她去波特蘭好玩嗎？她回答說很有意思，不過沒有看到她想買的東西。“這時我可以確定了。”安迪告訴那些屏息的旁聽者。他在陳述時一直保持冷靜和淡漠的聲調。
“從那時候到你太太被殺的那十七天，你腦子裡都在想些什麼？”安迪的律師問他。
“我很難過。”安迪冷靜淡漠地說，他說他曾經想過自殺，同時在九月八日去路易斯登鎮買了一把槍，他說這段話時，口氣好像在唸購物單一樣。
他的律師要他告訴陪審團，在他太太被殺當晚，琳達離家去和昆丁幽會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安迪說了，但他所造成的印象更糟。
我認識他將近三十年了，我可以告訴你，他是我所認識的人當中自制力最強的一個人。對他有利的事情，他一次只會透露一點點；對他不利的事更是守口如瓶。如果他心底暗藏了什麼秘密，那麼你永遠也無從得知。如果他決定自殺的話，他會等到所有事情都處理得乾淨利落，連字條都不留。如果他當年出庭時曾經又哭又叫、結結巴巴地說不清楚，甚至對著檢察官大吼，我相信他都不至於被判無期徒刑。即使判刑，也會在一九五四年就獲得假釋。但他說起自己的故事時，就像播放唱片似的，彷彿在告訴陪審團的人說：信不信由你。而他們壓根兒就不相信。
他說那天晚上他喝醉了，而且自從八月二十四日後，他常醉酒，他不是一個善飲的人。陪審團的人無法相信這麼一個冷靜自制、穿著筆挺雙排扣三件頭毛料西裝的年輕人，會為了太太和鎮上的高爾夫球教練有染而酗酒，但我相信，因為我有機會和他長久相處、仔細觀察他，而那六男六女的陪審團卻沒有這樣的機會。
自從我認識他以來，他一年只喝四次酒。每年他都會在生日前一個星期到運動場和我碰頭，然後在聖誕節前兩星期再碰頭一次。每次他都要我替他弄一瓶酒。跟其他犯人一樣，他拿在獄中做工賺的錢來買酒，另外再自掏腰包補足不夠的錢。一九六五年以前，肖申克的工資是每小時一毛錢，一九六五年起調升到每小時兩毛五分。我每瓶酒抽百分之十的佣金，因此你可以算一下，安迪·杜佛尼要在洗衣房中流多少汗，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