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的累進生產 (第13/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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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引起過多的麻煩、暴力和叫囂，而飢餓不僅是和平的、無聲的和持續不斷的壓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勞動的最自然的動力，會喚起最大的幹勁。”
所以，一切問題都歸結為怎樣使工人階級的飢餓永久化，而照唐森的看法，那個特別在窮人中起作用的人口原理已經把這件事安排好了。
“這似乎是一個自然規律：窮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輕率的〈也就是說，他們是如此輕率，嘴裡沒有銜著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來〉，所以，總是有一些人去擔任社會上最卑微、最骯髒和最下賤的職務。於是，人類的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較高雅的人們解除了煩勞，可以不受干擾地從事比較高尚的職業等等……
濟貧法有一種趨勢，就是要破壞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創立的這個制度的和諧與優美、均稱與秩序。”
威尼斯的修道士從使貧困永久化的命運中，找到基督教的善行、終身不婚、修道院和慈善機關存在的理由，而這位新教的牧師卻從其中找到藉口，來詛咒使窮人有權享受少得可憐的社會救濟的法律。施托爾希說：
“社會財富的增長產生出那個有用的社會階級……它從事最單調、最下賤和最令人厭惡的職業，一句話，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奴役的事情擔在自己的肩上，從而使其他階級有閒暇，有開闊的心境和傳統的〈妙！〉高貴品性……”
施托爾希問自己：這種伴隨有群眾貧困和墮落的資本主義文明，同野蠻相比究竟有什麼優越性呢？他只找到一個答案：安全！西斯蒙第說：
“由於工業和科學的進步，每一個工人每天所能生產的東西比他自己消費所需要的東西多得多。但是，在他的勞動生產財富的同時，如果叫他自己去消費這個財富，那末這個財富就會使他不適宜於勞動了。”他認為，“如果人們〈即非工人〉必須象工人那樣不倦地勞動才能獲得技藝的一切改良和工業給我們帶來的一切享受，那末他們大概會放棄這些東西……
在今天，努力同它的報酬分開了；不是同一個人先勞動而後休息，相反地，正是因為一個人勞動，另一個人才休息…… 因此，勞動生產力的無限增長的結果，只能增加那些遊手好閒的富人的奢侈和享受。”
最後，冷血的資產階級空論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冷酷地聲稱：
“在貧國，人民是安樂的；在富國，人民通常是貧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