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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龙发 译
像前辈们那样，看来在今后几年里我必须再次专心致志地回忆孩提时的往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说是种惩罚，还得在相反的前提下，对自己的讲述才能作一番怀疑，并加以弥补。说故事要有听众，讲故事的人要有勇气。你面对的是一群听众，与他们共处一地，其间有个习惯、语言和思维方式的问题，这时你得拿出勇气来。青年时代我崇拜的（至今还爱戴和喜欢的）首先是讲述那个塞尔特维拉故事的叙述大师。好长时间他几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笃信自己和前辈们一样也有这方面的天赋，每次讲故事，也是与我的听众、读者共处一乡的，用他们和我一样既熟悉又认识的乐器和歌谱为他们弹琴吟唱。虽然不像学校用的教科书和儿童看的连环画那样，道理浅显易懂，但在我讲的故事里虽说光明和黑暗，喜悦和悲哀，善良和邪恶，有为和痛苦，有神论和无神论不那么绝对和那么泾渭分明地可以分开来，但其中不乏细腻动人之处，有心理的变化，特别是充满幽默的情趣，什么听不懂，缺乏故事的可述性，什么故事那种展开、冲突、团圆一成不变的清一色情节套路，这些根本性的疑惑一概不存在。讲故事要像讲塞尔特维拉故事的大师那样讲述；聆听故事要像听大师讲故事那样，给自己和听众带来乐趣。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才慢慢地勉强地认识到自己的生活与讲故事的方式格格不入，为讲故事或多或少占去了大半人生中的阅历，不是放弃讲故事这个行当，就是决定不做一个讲故事的好手，而去做个蹩脚的故事员。从讲述《迪米安》1的故事到介绍《东方之旅》2，我讲的东西越来越脱离美好的传统。假使今天我再尝试写些简短的个人的阅历的话，一切创作技巧都会从我的手中溜掉，亲身的经历几乎像幽灵那样嘈杂、纷繁，难以看透。我不得不承认，近几十年里称得上有分量的有价值的东西莫过于讲述的技巧，但是它已经使我怀疑和犹豫了起来。
卡尔弗拉丁文学校有几个不太令人喜欢的班级。一天上午，我们学生正在做作业，过了一个很长的假期之后刚开学没几天，每个学生把自己父亲签过名的蓝颜色的成绩本子交给了老师。大家都还没能适应如监狱般单调无聊的学习生活，这一点特别明显。就连那位还不到四十岁的老师，在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学生眼里看来，与其说情绪糟糕，倒不如说意志消沉。只见他在那把垫得老高的椅子上端坐着，面容蜡黄，躬着腰在看每一本成绩手册，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自从他年轻的妻子去世后，他和他唯一的幼子生活在一块。儿子的额头高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