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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特有的生活過程，由中等活躍、生產高度繁忙、危機和停滯這幾個時期構成的、穿插著較小波動的十年一次的週期形式，就是建立在產業後備軍或過剩人口的不斷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後再形成這樣的基礎之上的。而工業週期的階段變換又補充新的過剩人口，並且成為過剩人口再生產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現代工業這種獨特的生活過程，我們在人類過去的任何時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幼年時期也不可能出現。那時資本構成的變化還極其緩慢。因此，對勞動的需求的增長，總的說來是同資本的積累相適應的。不管那時資本積累的增進同現代相比是多麼緩慢，它還是碰到了可供剝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這些限制只有透過以後將要談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產規模突然的跳躍式的膨脹是它突然收縮的前提；而後者又引起前者，但是沒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沒有不取決於人口絕對增長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這種增加，是透過使一部分工人不斷地被“遊離”出來的簡單過程，透過使就業工人人數比擴大的生產相對減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現代工業的整個運動形式來源於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斷地轉化為失業的或半失業的人手。政治經濟學的膚淺性也表現在，它把信用的膨脹和收縮，把工業週期各個時期更替這種單純的徵兆，看作是造成這種更替的原因。正如天體一經投入一定的運動就會不斷地重複這種運動一樣，社會生產一經進入交替發生膨脹和收縮的運動，也會不斷地重複這種運動。而結果又會成為原因，於是不斷地再生產出自身條件的整個過程的階段變換就採取週期性的形式。這種週期性一經固定下來，那末，就連政治經濟學也會把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過剩人口的生產，看作是現代工業的生活條件。
曾任牛津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後來又任英國殖民部官員的赫·梅里威耳說：
“假定在危機時期國家竭力透過向國外移民的辦法來擺脫幾十萬過剩的貧民，那結果會怎樣呢？結果是，當對勞動的需求剛一恢復時，就會感到勞動不足。人的再生產不管多麼快，要把成年工人補充起來，總需要有一代人的時間。可是我們的工廠主的利潤主要取決於是否有能力利用暢銷的有利時機，並以此來彌補滯銷時期的損失。而他們只有擁有對機器和體力勞動的指揮權，才能保證有這種能力。他們必須找到可供支配的人手；他們必須能夠依據市場情況在必要時加強或收縮他們的營業活動，否則他們就決不能在競爭的角逐中保持優勢，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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