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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的初衷是，在我完全忘記之前，記錄我最初接觸暴力和色情時的感覺。但是，當我寫到三分之一的時候，我發現，已經寫晚了。儘管我有小時候的八本日記，有二十三歲的時候寫的一個兩萬字中篇小說，但是，我想那個姑娘的時候，心跳再也到不了每分鐘一百二十次，手指再也不微微顫抖。王朔寫《動物兇猛》的時候，也反覆在正文裡懷疑並否定自己記憶和敘述的真實性，以致息淹雄心，把一個長篇的好素材弄成箇中篇，硬生生結了尾巴。
我想到的補救辦法是，全篇引入成年後回望少年時代的視角：書中的少年人偷窺當時周圍的世界，寫書的中年男子二十幾年後偷窺書中的少年。姜文拍《陽光燦爛的日子》，在結尾用了一點點這樣的處理：加長卡迪拉克轉上建國門立交橋，長大了的混混們喝著人頭馬XO，看見兒時的傻子騎著棍子走過，傻子對他們的評價依舊：傻逼。
《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初稿完成，我換了工作，換了城市。原來在北京的房子大，四壁都是書架。香港的房子比我原來的廁所大點有限，睡了人就不能再放書。我把所有的書裝了四十四個大紙箱，四噸多，堆到大哥家某間十幾平米的空房。
“地板禁得住嘛？”我問。
“沒問題。塌了也砸死樓下的。”我哥說。
我大哥賦閒在家，我說，別無聊，你每年開啟一個書箱，全部讀了。四十四箱書讀完，你就成為了一個幸福的人，一個脫離了低階趣味的人，一個快要告別人世的人。
在書籍裝箱的過程中，我找到自己一堆手稿，搞不清楚是過去的情書還是無病呻吟的文字，反正都沒興趣，飛快收拾起來，免得老婆看見生事兒。有過教訓：我一個學計算機的朋友，被老婆發現他大學時代寫給其他姑娘的情詩，勒令三天之內寫出十首新情詩獻給老婆，要比舒婷寫得好，詩裡還不能有“0”或“1”。
修改《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的時候，我明白，這是我最後一個機會談論這個主題，忽然想起那些手稿，想找出來看看有哪些素材可以廢物利用。於是，二零零四年三月，在我滿三十三週歲之前，我發現了一部我十七歲時候寫的長篇小說：藍黑鋼筆水寫滿的三百二十七頁淺綠色稿紙，封存在一個巨大的牛皮紙袋子裡，竟然是個結構和故事極其完整的長篇小說，不可割斷，不可擷取，《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幾乎一點也用不上。
奇怪的是，十六年之後，我對這本長篇小說的記憶幾乎喪失，什麼時候寫的？為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