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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爾任斯基立刻反駁道：“這種做法是不恰當的！不管列
寧同志的意見是不是正確的，我們都沒有權利不刊登《遠方的來信》，那既是對列寧同志的不尊重，也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爭論，我的意見是……”
捷爾任斯基話未說完，加米涅夫就忍不住了，他用一種顯而易見的惱火的聲調反駁道：“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同志，我們才剛剛穩定工人們的浮躁情緒，讓事情回到正軌，這時候刊載《遠方的來信》只會讓他們產生錯誤的想法。列寧同志不在國內，不知道局勢的險惡，難道您也不在國內？你這種想法是極其幼稚的！”
捷爾任斯基倒是比加米涅夫蛋定得多，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火氣，依然是那麼語重心長：“我當然瞭解您的顧慮，但是我也必須提醒您，不管是《遠方的來信》還是《給啟程回國的布林什維克的電報》都已經在國外的報紙上發表，我們只能遮掩一時卻遮掩不了一世！而且若是傳出去《真理報》拒絕刊發我們布林什維克領袖的文章，這將造成怎樣的誤會？又會讓下面的同志產生什麼樣的想法？我的意見是……”
“這也是我為什麼不同意刊發的重要原因！”加米涅夫顯得愈發的急躁了，“列寧同志的這兩份東西是魯莽和急躁情緒的產物，是列寧同志被二月革命的勝利激情感染下，一時的冒進！等他冷靜下來絕對會收回這種不切實際的念頭，正是出於對列寧同志名譽的負責，我們才不能刊登這種東西！”
從某種意義上說，加米涅夫的出發點確實是對列寧的名譽負責，不忍心看著自己的導師和領袖犯錯誤。然而這個出發點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加米涅夫是對的，但他是對的嗎？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蘇聯解體後西方國家回顧十月革命的歷史時，幾乎是異口同聲的認為不管是列寧還是托洛茨基的主張過於急躁，當時的俄羅斯有更現實、更溫和、更有良心的選擇。但是，但是為什麼他們更欣賞的更現實、更溫和、更有良心的那一部分人沒有取得成功呢？理由很簡單，這幫孫子真是一群蠢到了家的窩囊廢。
不是布林什維克有多強大，才搶到了政權，而是這幫孫子實在是低能和自作孽。二月革命之後，兩個政權並立，從形勢上說蘇維埃執行委員是願意支援臨時zhèngfu的，但是臨時zhèngfu卻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關鍵問題上失分，從四月危機到第一次聯合zhèngfu，再到七月危機，九個月之內臨時zhèngfu總是在最關鍵的問題上給出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