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教訓所在 執政豈能大無畏 (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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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裡行程顥奉旨去中書省見他,他一開口便聲色俱厲。程顥則不緊不慢地說道:討論公事,就不能心平氣和好好說話?
於是,程顥被打發到地方上去做提刑官。<small>[38]</small>
這可真是人言不足恤。
結果是什麼呢?眾叛親離,就連最早將他推薦給皇帝的韓維也離他而去。王安石卻不在乎,也不能在乎。因為在他看來,他從事的是利國利民不同凡響的偉大事業,這種道德的崇高感、使命感和優越感,讓他鬥志昂揚無所畏懼。
道德,是王安石的雞血針,甚至海洛因。
司馬光也一樣。實際上,歷史給了他機會,環境和條件也比王安石好得多。在他的陣營裡,能對差役法一分為二的蘇軾已經要算頭腦清醒,範純仁更是客觀公正。這時,哪怕他稍微冷靜一點,事情也不至於像後來那麼糟。
可惜,司馬光比王安石還要意氣用事和只爭朝夕,一門心思沉醉於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主張的他就推翻,凡是王安石廢除的他就恢復。至於這樣做是否當真利國利民,是否有道理和可操作,全都不管,因為他身上流淌著一心為公的道德血液,眼中飽含著憂國憂民的真誠淚水。
悲劇就這樣釀成。
看來,恐怕要對道德唯一和理想至上的文化傳統做出深刻反省了。道德當然是必需的,卻不是唯一和首要的。真正好的政府還要科學、民主和法治,這些都比清廉重要。政治家就更是必須審時度勢,不能因為動機純正而一意孤行。
同樣,之前的“不合作主義”也未必可取。
毫無疑問,不合作本身並沒有問題。作為個人,誰都有權利不予合作,作為政治家卻需要慎重考慮。如果面對的是專制政權或納粹政權,豈止不能合作,還該奮起抗爭。然而宋不是。宋代政治至少是開明的,表現就是皇帝與士大夫的共治天下。有此前提,留在朝中抗衡豈非更好的選擇?
但是司馬光做不到,因為他要堅守道德立場,佔領道德高地。結果,君臣可以共治,士大夫卻不能相容。何況祖宗家法只是規定了皇帝不能獨斷專行,文官集團意見分歧卻不知道該怎麼辦。結果,皇帝倒是沒有獨裁,宰相如王安石和司馬光反而成了獨裁者,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結果呢?離皇帝獨裁也只有一步之遙。
事實上王安石變法的嚴重後果之一,就是共治天下變得越來越難,最高權力受到的制約也越來越少。因為變法原本就有集權傾向,黨爭則更是便宜了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