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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又說不出是什麼問題。再說，不專心聽那女人說話似乎有點不禮貌，因為很明顯她是在和他說話。
她說：“有一次我贏了一個去伊比沙島的旅遊，只要收拾好行李就可以出發了。但我卻做不到。他們把機票都寄給我了，但我沒有開啟。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有機會逃離這裡的時候，我沒法把握？”哈羅德咬著嘴唇，想起自己這麼多年來沒和奎妮說過一句話。“或許是害怕，”他說，“我曾經有個很好的朋友，但是我花了好長時間才看清這一點。其實挺好笑的，因為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個文具櫃裡。”他想起那個場景，笑了出來，但那女人沒有笑。也許那場景太難想象了。她抓住搖得像鐘擺一樣的腳，仔細研究起來，好像以前沒仔細觀察過自己的腳。“有一天我會離開的。”她說。她的目光穿過空空的餐廳，與哈羅德的視線相遇，終於笑了起來。
和戴維的預言正好相反，奎妮·軒尼斯既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是女權主義者或同性戀。她矮矮胖胖，是個貌不驚人的女子，沒有腰身，前臂上永遠掛著一個手提包。眾所周知，在納比爾先生眼中女人不過是會計時的荷爾蒙炸彈，他會給她們一份酒吧招待或者秘書的工作，換取她們在他那輛捷豹汽車後座的“報答”。所以奎妮算得上是釀酒廠的一個“新嘗試”，換了其他任何女人來應聘這份工作，納比爾肯定都不會點頭。
因為她是那樣沉靜、謙遜。哈羅德有次無意中聽到一個同事說：“你簡直會忘記她是個女人。”不出幾天已經有訊息說她為財務部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進賬，但這並沒有減少逐漸蔓延到公司走廊上的各種模仿和譏笑。哈羅德真心希望她沒看到或聽到。有時在餐廳裡碰見她，她手裡握著紙包三明治，和那些年輕秘書坐在一起，靜靜地聽她們說話，彷彿她們或自己根本就不存在。
一個晚上，他拿起手提包正要回家，突然聽到櫃門後傳來一下抽鼻子的聲音。他想繼續走，但那聲音又響了幾次。終於他回過頭來。哈羅德慢慢開啟櫃門，一開始除了幾盒紙什麼都沒看到，正要鬆一口氣，突然又聽到那聲音，像是在抽泣。接著他看到了，有個人背對他蹲著，緊緊地貼著牆。她的外套包在脊背上，繃得緊緊的。“不好意思。”他馬上說，正要關上櫃門趕緊離開，卻聽到她的哽咽：“對不起。對不起。”“是我不好意思才對。”現在他一腳踏在櫃子裡，一腳還在櫃子外，面前是一個對著牛皮信封哭泣的女人。“我工作都做得挺好的。”她說。“當然了。”他瞥一眼走廊，希望能看到一個同事，過來和她聊一聊。他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