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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钧再次被误解，是因为1913年1月14日他在应夔丞离京前，曾送其“应密电本”一册，并写过如下一封短函：
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桂馨兄鉴。钧手启。一月十四日。[108]
对于此事，赵秉钧在刺宋案发生后共进行过三次解释。第一次是4月12日，赵秉钧在接受北京《民立报》记者采访时曾谈到过，当时宋案证据尚未公开宣布，赵秉钧对记者言：
（应夔丞）初八来见余，余以事冗，未之见。见大总统一次。十二日复来，余不获已，延之入。综计前后，余识应只此一面。及其出京，请给一秘电本，余许之。及今思之，此事殊为失计，然当日固一极寻常事也。十四日，余着人送秘电本至金台旅馆，并媵以一笺，系余手笔，此外更不曾与应通一字。暨后，应来报甚稀。洪一日来，谓得应秘电，请假秘电本一用，此后竟未缴还。[109]
第二次是在4月25日宋案证据正式宣布后，赵秉钧于4月28日发出自辩“勘电”，其中专门就此函来龙去脉进行了解释：
查上年十二月中，应夔丞北上，循例谒见大总统及本总理，力言共进会党均系青红两帮，抚无可抚，诛不胜诛，惟宜设法解散，以杀其势。曾经开具条款，领洋五万元，以为解散该会费用。政府允许款由内务部发给，档案可查。至本年一月，应将南归，濒行求见，面请发给国务院密码电本。本总理当以奉差各省特派人员，向用密电报告，以防漏泄，应夔丞请发密码，理无固拒，因即许可。又恐其借事招摇，别生枝节，因函嘱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藉示在官言官、语不及私之义，而别嫌明微之隐衷，亦可于兹揭示。斯则本年一月十四日之函所由来也。[110]
第三次则是在“勘电”发出后，赵秉钧紧接着又于4月29日接受《新纪元报》记者访谈，其中有如下问答：
问：君与应夔丞关系如何？
答：余不识应，应之为稽查长，均外间保荐，到京请见，见后请发密电本，均职务上循例应有之事。余忝为总理，于外差人员官阶稍高者，均发密电，以便通信，总其数目，奚啻百数。[111]
以上三次都是赵秉钧亲自解释。除此外，《大共和日报》曾刊登过一篇文字，更为详细地解释了1月14日赵致应函的来历，从内容看应出赵秉钧之授意，其言曰：
应夔丞系青红帮头目，徒党众多，驰骋长江一带，历有年所。上年武昌之事，黎副总统拟将其惩办，程都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