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宁都会议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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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跟莫斯科、跟第三国际向无直接联系，几乎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第三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
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
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并不虔诚。你看毛泽东的书箱里是什么书吧，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使他最为惊讶的是，毛泽东竟然从当地一个老学究那里借来了一本《周易》，后来，他打听到这是一种测字算命的书。毛泽东在几次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而他项英自己却抱着一本《共产党宣言》，一本《国家与革命》反复苦读。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毫无信心，对夺取中心城市更是不赞成。这种同志在军事领导岗位上，国际路线是很难贯彻的。
项英对周恩来的调和主义，深感不快，他必须抓住实质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
“不！我不同意。”周恩来一改往常的冷静，炯炯目光直视着项英，大声地说，“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后方中央局的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敌我力量的对比。敌人正在准备大举进攻，而我们不做准备，就不可能有效地粉碎敌人，这一点，后方的同志应该给以充分的估量。……我不同意对毛泽东同志的过分批评。我深深知道，我们在前方的同志是尽一切可能进行战斗！”
“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并不存在过分的问题！”凯丰立即激烈地反驳，“而是过分温情姑息的问题。”
“对红军力量估计不足，过分夸大困难，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不是批评的问题，而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问题！”项英怒气冲冲，巡视着会场，似有无尽怨怒要向外发泄。
“应该平心静气地谈清问题，过分激动并不利于问题的澄清与解决。”王稼祥又重申自己的意见，尽量说得缓和，但是项英感到了某种屈辱。他认为王稼祥这个吃洋面包长大的“苏俄派”应该支持他才对。
会议室里又笼罩着令人难堪的沉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项英身上，集中在他难以捉摸的性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