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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投在有價證券上。我前面曾經提到的議會報告關於1833年到1840年這個期間編制的表，不斷提供例子來證明這個真理。但其中有兩個例子非常突出，因此，我完全沒有必要再舉其他的例子。1837年1月3日，英格蘭銀行的資金，為了維持信用和應付貨幣市場上的困難而緊張到了極點，這時我們發現，該行用於貸款和貼現的金額異常驚人，達到17022000鎊。這是戰爭以來很少見過的鉅額，幾乎等於發行的銀行券的全部。那時，銀行券的發行額不變地固定在17076000鎊這樣一個低標準上。另一方面，我們又發現，在1833年6月4日，銀行券的流通額等於18892000鎊，但銀行持有的私人有價證券沒有超過972000鎊，即使不是過去五十年間最低的記錄，也幾乎是最低的記錄。”富拉頓，同上，第97、98頁——我們從英格蘭銀行總裁魏格林先生的下述證詞中可以看出，信貸的需求根本不必與金威爾遜、圖克等人把它叫作資本的需求相一致。他說，“匯票的貼現到這個程度為止＜接連三天，每天100萬鎊＞是不會使準備金＜銀行券的準備金＞減少的，除非公眾要求得到更大量的通貨。在匯票貼現時發出的銀行券，會透過銀行的中介作用，透過存款而流回。因此，如果這種交易不是以金的輸出為目的，如果國內沒有籠罩著那樣一種恐慌，以致公眾不願把銀行券存入銀行，而寧願把它留在身邊，銀行的準備金就不會受到這種鉅額交易的影響。”——“英格蘭銀行可以每天貼現150萬鎊，並且照這樣繼續做下去，而絲毫不會影響它的準備金。銀行券會作為存款流回，所發生的唯一的變化是，它們由一個賬戶轉入另一個賬戶。”《1857年銀行法報告》第241、500號證詞因此，在這個場合，銀行券只是充當信用轉移的手段。】
首先，很清楚，在上述兩個場合的第一個場合，即流通手段量必須增加的繁榮時期，對流通手段的需求增加了。但是，同樣清楚的是，如果一個工廠主因為要在貨幣形式上支出更多的資本，從他的銀行存款中提取更多的金或銀行券，那末，由此他對資本的需求並未增加，而只是他對支出自己資本的那個特殊形式的需求增加了。這種需求只涉及他把自己的資本投入流通的技術形式。這正象例如在信用制度發展程度不等的情況下，同一可變資本或同量工資，在一個國家比在另一個國家需要更大的流通手段量一樣；例如，在英格蘭比在蘇格蘭大，在德國比在英格蘭大。同樣，在農業方面，在再生產過程中活動的同一資本，也會因季節不同而需要有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