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之旅》的象徵性自傳邱柯斯基8 (第2/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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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理想必須以具體的詞句傳達，而不僅僅是一個抽象概念。實際上，因為黑塞的理想是一個非常有內涵的理想，所存在的程度只達到它表現在人類精神的產物中者，所以它不能夠以純抽象的說法表達出來：它要求實質化。面臨一個新的敘事情況——最顯著的是一種理想，而不是人性的命運——以及以小說的形式傳達這個情況的需要，黑塞又回到傳統中，在那裡他找到一種古老的形式，可以適合他自己的目的——盟會小說（Bundesroman）。如同瑪麗安·塔爾曼（Marianne Thalmann）在她的最後研究中所證實的，盟會小說是具有清晰特徵的小說形式。它是在18世紀的後半葉，當秘密結社達到它們影響力的尖峰的時候興起的。當時的重要人物（弗烈德利克大帝、歌德、赫德、裴斯塔洛齊、莫扎特——實際上，幾乎除了席勒以外）大部分都屬於某一個結社。作為對於貧瘠的理性主義的一種反抗而崛起，這些秘密結社跟20世紀反抗實證主義的那種神秘主義，有相當驚人的類似。不管怎樣，無可避免地，這一種民眾運動一定會反映到當代的文學當中，而像梅楊（Meyern）的《迭那索》（Dya-Na-Sore）和《格洛斯》（Grosse）的“精靈”這種標題富於異國風味的小說，迅速地躍居當代暢銷書之首，如同劉易斯的《僧侶》一書在英國那樣。
這些“盟會小說”，雖然絕不是沒有趣味，但大部分都完全缺乏文學價值。不過，它們具有如此顯著的一種形式——照今天流行的小說術語來說，就是格式——以至它們的許多特點，有意無意之間，被當代的大作家所吸收。歌德的《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哲安·保羅（JeanPaul）的《泰坦》（Titan）、霍夫曼（E.T.A.Hoffmann）的《惡魔的靈液》——甚至於像諾伐利斯（Novalis）的《亨利·馮·奧夫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和赫爾德林（H.lderlin）的《太陽神！》這種空靈的作品——沒有了盟會小說的影響就會不可思議（順便說一下，這些標題構成了黑塞對於這個時期的最喜愛作品的一份書單）。構成“盟會小說”的核心而以種種方式適應上述作品之需的是這種構想：一個秘密社團以某種方式引導——或設法控制——主角的一生。這產生了中心人物與該結社之間的一種不斷的緊張，而在傳統上，後者是代表主角正在接受教育以期達到的那種理想。幾乎在所有這些小說中，秘密社團的描寫都是根據既定的模式，而這些模式都是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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