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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裡，我一直採取著這種極端錯誤地抵制故鄉的態度。為了讓小說道德高尚，我給主人公的手裡塞一本《列寧選集》，為了讓小說有貴族氣息，我讓主人公日彈鋼琴三百曲……胡編亂造，附庸風雅。吃一片洋麵包，便學著放洋屁；撮一頓涮羊肉，便改行做回民。就像漁民的女兒是蒲扇腳、牧民的兒子是鐮柄腿一樣，我這個二十歲才離了高密東北鄉的土包子，無論如何喬裝打扮，也成不了文雅公子，我的小說無論裝點上什麼樣的花環，也只能是地瓜小說。其實，就在我做著遠離故鄉的努力的同時，我卻在一步步地、不自覺地向故鄉靠攏。到了1984年秋天，在一篇題為《白狗鞦韆架》的小說裡，我第一次戰戰兢兢地打起了"高密東北鄉"的旗號，從此便開始了嘯聚山林、打家劫舍的文學生涯，"原本想趁火打劫，誰知道弄假成真"。我成了文學的"高密東北鄉"的開天闢地的皇帝，發號施令，頤指氣使，要誰死誰就死，要誰活誰就活，飽嘗了君臨天下的樂趣。什麼鋼琴啦、麵包啦、原子彈啦、臭狗屎啦、摩登女郎、地痞流氓、皇親國戚、假洋鬼子、真傳教士……統統都塞到高粱地裡去了。就像一位作家說的那樣："莫言的小說都是從高密東北鄉這條破麻袋裡摸出來的"，他的本意是譏諷，我卻把這譏諷當成了對我的最高的嘉獎，這條破麻袋，可真是好寶貝，狠狠一摸，摸出部長篇，輕輕一摸，摸出部中篇，伸進一個指頭，拈出幾個短篇——之所以說這些話，因為我認為文學是吹牛的事業但不是拍馬的事業，罵一位小說家是吹牛大王，就等於拍了他一個響亮的馬屁。
從此之後，我感覺到那種可以稱為"靈感"的激情在我胸中奔湧，經常是在創作一篇小說的過程中，又構思出了新的小說。這時我強烈地感覺到，二十年農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難，都是上帝對我的恩賜。雖然我身居鬧市，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鄉，我的靈魂寄託在對故鄉的回憶裡，失去的時間突然又以充滿聲色的畫面的形式，出現在我的面前。這時，我才感到自己比較地理解了普魯斯特和他的《追憶似水年華》。放眼世界文學史，大凡有獨特風格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個文學共和國。威廉·福克納有他的"約克納帕塌法縣"，加西亞·馬爾克斯有他的"馬孔多"小鎮，魯迅有他的"魯鎮"，沈從文有他的"邊城"。而這些的文學的共和國，無一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