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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敵人（死神）——命運。這個故事由於其中濃密的死亡意識而使講述達到了靈魂的深度。但如果以一種模仿的方式來讀的話，其結構就變成了：“我”——單純的敵人。整個故事成了一般的偵探小說，因為其中缺少了死亡意識。大眾的閱讀往往總是隻能達到二分法的模仿，這是藝術家擺不脫的遺憾。當人們將奎因的作品同通俗的偵探小說混為一談時，藝術家內心的主張只能用新的作品來再次闡明（離了作品他就難以進行闡明），當然這新的作品很可能又落入俗套的解釋。這種迴圈使藝術家的悲哀永恆不破。三分法將我們帶入無限廣闊的獨立王國，那種破除了年代順序的交叉閱讀開闊了我們狹小的視野，我們的眼光將變得比偵探的眼光還要敏銳，在死亡遊戲中不斷找到超越的途徑。
然而三分法的結構還不能滿足藝術家要達到永恆的渴望，這種故事容易引起的讀者的誤解也令他不安。於是奎因又發明了兩幕英雄短劇，在短劇中，想象力得到更為自由的馳騁。他在這部傑出的短劇中將講述人和故事，講述人與作者，不同的講述空間與時間之間的界限通通融化，讓原始的慾望用缺席的方式同死亡直接晤面（請看《阿萊夫》、《薩伊爾》等等）。兩幕短劇由於一幕套著一幕，兩幕就只能同時演出，於是最高貴的與最淫穢的，最具有生命力的與最空靈的便合成了一個角色，短兵相接的瞬間轉化成同時演進，勢不兩立的對立面變成了統一體內的層次區分；由此產生的激情既邪惡又純淨，簡直令人發瘋。短劇發表後，被人們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學來作出瞭解釋；奎因又一次遭到了慘敗。
屢遭誤解的藝術家奮起一搏，又寫下了一部天書似的作品。他要在這部作品中消除讀者與創作者的界限，提供一種前所未有的閱讀，以這種閱讀方式激起讀者的創作欲，將讀者變成創作者，而不是滿足於單純的模仿。奎因終於成功了，他的作品激起了博爾赫斯的續寫——讀者哪怕只有一個，成功也是巨大的。這正是現代藝術的景觀：每一個讀者都是潛在的作者，後人續寫前人未完成的故事——續寫的作品也同樣是未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