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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覺得它很
可愛,冬天的樹,悽迷稀薄像淡黃的雲;自來水管子裡流出來的清水,電燈光,街頭的熱
鬧,這些又是我們的了。第一,時間又是我們的了——白雲,黑夜,一年四季——我們暫時
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歡喜得發瘋呢?就是因為這種特殊的戰後精神狀態,一九二○年在
歐洲號稱“發燒的一九二○年”。
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
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於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里路去踐約,吃到一
盤昂貴的冰淇淋,裡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街上擺滿了攤子,賣胭脂,西藥、罐頭牛羊
肉,搶來的西裝,絨線衫,素絲窗簾,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絨。我們天天上城買東西,
名為買,其實不過是看看而已。從那時候起我學會了怎樣以買東西當作一件消遣。——無怪
大多數的女人樂此不疲。
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過份的
注意,在情感的光強烈的照射下,竟變成了下流的,反常的。在戰後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
十步便蹲著個衣冠濟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種鐵硬的小黃餅。香港城不比
上海有作為,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慢。許久許久,街上的吃食仍舊為小黃餅所壟斷。漸漸
有試驗性質的甜麵包,三角餅,形跡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學校教員,店夥,律師幫辦,
全都改行做了餅師。
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的青紫的屍首。上海的冬
天也是那樣的罷?可是至少不是那麼尖銳肯定。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因為沒有汽油,汽車行全改了吃食店,沒有一家綢緞鋪或藥房不兼賣糕餅。香港從來沒
有這樣饞嘴過。宿舍裡的男女學生整天談講的無非是吃。
在這狂歡的氣氛裡,唯有喬納生孤單單站著,充滿了鄙夷和憤恨。喬納生也是個華僑同
學,曾經加入志願軍上陣打過仗。他大衣裡只穿著一件翻領襯衫,臉色蒼白,一綹頭髮垂在
眉間,有三分像詩人拜倫,就可惜是重傷風。喬納生知道九龍作戰的情形。他最氣的便是他
們派兩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