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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是每個人都可以喜歡的事情。有人先入道，有人後開始讀，後來人自然就有對讀書理論的需求：知道前輩們如何讀書，省卻好些彎路。前輩們也樂得提供：“好為人師”、“含飴課孫”和“飲食男女”一樣的根植人心。但是，晚輩們要千萬小心，擦亮眼睛，在篤信前輩們的結論之前，考量結論的語境和作者的心境。
五四以來，在讀書理論裡，最正統、最囂張、最深入人心的就算 “不讀中國古書論”了。
最正統。因為是由魯迅首倡。一九二五年一月，《京報》副刊徵求“青年必讀書”十部的篇目，魯迅因此寫了一篇《青年必讀書》的短文。魯迅的答案很短：“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但是有個挺長的附註，附註裡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魯迅當時講的中國書，即指中國古書，這層意思，他又在一年後的《寫在<墳&後面》和《古書與白話》等文章裡反覆闡明。
最囂張。四人幫說批孔，破四舊，親切地直呼孔丘為孔老二，暗示孔丘是春秋戰國時代著名的雞雞。書評大家曹聚仁明確提出“愛惜精神，莫讀古書”，並且寫了一連串的文章：《我的讀書經驗》、《要通古書再等一百年》、《無經可讀》、《勸世人莫讀古書文》等，洋洋灑灑，夠出一本專輯。
最深入人心。懶人說，路上有獅子，這麼難認的文字，不讀中國古書當然好了。書店裡有《中國可以說不》、《WTO手冊》的民族意氣和全民牛逼，有金庸、古龍的拳頭，有衛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的枕頭。書店外有網咖卡拉OK，有茶樓酒吧，有髮廊影院。資訊時代了，事煩時窄，難做的事情，前輩大家說不做就當然不做了。
現在看來，沒有比“不讀中國古書論”更荒謬的了。
魯迅說“不讀中國古書”是因為他是魯迅。不提他的私塾幼功，單是他自1912年到北平教育部任職開始，至1936年於上海逝世為止，數十年間，購書讀書，每年日記都以一篇書賬結束。從現在的人口構成看，能認全魯迅書賬上所有漢字的，百無一人，能瞭解一半書目內容的，千無一人，看過一半書目所涉書籍的，萬無一人。簡單地說，如果杜牧和柳永痛心疾首地對你說，歌寮夜總會無聊之極，小蠻腰小肥屁股無聊之極，你要打個大大的折扣。另外，魯迅說“不讀中國古書”是因為一九二五年。那年月，中國上下，擺不穩一張書桌，“昔宋人議論未定，遼兵已渡河”，還是學些造船造炮，金融會計這類的西學，然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