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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一 徐特立与毛泽东</h2>
徐特立和毛泽东坐在资水河边。他们的谈话像澄澈的资水，舒徐有致缓缓地向前流淌：“润之，从撤离中央苏区那天起，我就考虑这个问题了，博古同志热情干练，却没有实际经验；恩来同志组织观念强，温良恭俭让，事无巨细过分繁忙。这样，一切军政大计全委托于不了解中国特点的李德……这种状况潜在的危机使人担忧……出于革命整体利益，你是责无旁贷的……”
毛泽东默然。他拾起手边的一块石子，投到河中，翻了个小小的水花。
徐特立无法测知毛泽东在想什么，进一步说：“《商君书》有言，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这不仅仅是权力问题，而是事关革命利益的大问题……”
“事之难易，不在大小，务在知时。”毛泽东深深知道时机的重要，“时机不备，徒劳无益。”
“我倒觉得时机到了……”徐特立还不清楚毛泽东早在为时机的到来做准备，便进一步叮嘱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
“是的，也许正是时候，司马迁不是说嘛，‘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合同，虽有贤才，无所立其功。’审时度势，困难很大。”毛泽东像是自语，他面对的是握有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央权力的力量，以他离开领导岗位两年之久的影响能否与之抗衡，的确没有把握，必须谨慎从事，万一再跌个跟头，爬起来就更难了，“必须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法之利……”
“我想，致弊之因，你已经找到了。”
“只能说正在找，而且还要大家能够接受。”毛泽东沉思良久，“徐老，你还记得，唐太宗在贞观初年，就向侍臣们提出‘帝王创业，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吗？”
“当然记得，房玄龄和魏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房说创业难，魏说守成难，只是原话记不起来了。”
“其实，他们两个都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都有片面性。唐太宗说得很清楚：‘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当思与公等慎之。’他的看法是很全面的，而且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我们目前，既是草创也是守成，所以两者皆难！”
两人一时无语。
徐特立仔细揣测毛泽东的用意，他知道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就精读深研《贞观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