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汝清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快眼看书www.kyks.tw），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
交给谁，笔记中没有言明，括号中提到“项英回来后”，是否暗指把领导权交给当时是政府副主席之一的项英？很难说。洛甫在笔记中继续写道：
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
当时政府是不是真有文牍主义？公开批评是不是攻击？后人只能存疑，洛甫继续写道：
当时关于长征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给他们批准。
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提议未分散），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原文如此——笔者注）物质基础。
这段笔记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值得后人深深研究的。历史的书页可以来回翻阅，使非当事人有了前后眼。洛甫的整风笔记在延安整风的条件下未必全是真心话，但也不乏实情。因为长征中的当事人都在，他不能把没有的说成有，“最高三人团”要把机关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这是拆轿子的方法），而由于毛泽东提议才没有分散（这是组装轿子的方法），应该是实情，不然，毛泽东会出来说明。当时，博古却处在被整的地位，能否有充分的解释机会？在“解释就是不虚心”的压力下，是否有索性包下来的心理？都很难说。别人对他的批评指责是否公允也很难说。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不也被剥夺了发言权吗？庐山会议上的彭、黄、张、周，文革中的刘少奇……不也失去过申诉机会吗？
历史，是严酷的。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休戚荣辱，总要留下他的足迹。它告诫人们，不要制造冤案，不要违背正义，不要扼杀真理，人人最终都要站在历史明镜前显露真容。
历史的画页又翻到湘江西岸，资水河边。洛甫劝博古，不要把王稼祥倾向于毛泽东的表现看得过分严重。其实，也等于说不要把“中央队三人集团”看得过分严重。其实已经十分严重，他们已经为改换领导做准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