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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黨錮之禍。也就是說，在地方集權於中央，中央集權於皇帝的天下，是不允許任何人結黨的。但不準結黨，卻不能不準成家，甚至還得鼓勵。於是，一個家族如果世代為官又繁衍不息，他們就成了世家。當世家越來越多時，士族就獨立了。
當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實現獨立。
沒人能夠阻擋這一趨勢，更何況司馬睿的東晉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援來建立。結果，是士權開始抗衡皇權，士族與皇族共治天下。至於政治生活以外的領域，更是天高皇帝遠，文化的發展也就有了相對自由的空間。魏晉成為春秋戰國以後又一思想活躍期，這是原因之一。
可惜，這種獨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兩層含義。第一，士族只是作為整體和群體相對獨立，士族中的個人是不獨立的。第二，士族作為群體的獨立，也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國的統治者動輒可以將其族滅，哪怕他是名門望族。在這個問題上，舉起屠刀的人並無顧忌。因為滅了九族，還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晉其實沒有安全感。而且，正因為他們與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沒有資格參與政治的其他人更沒有安全感，儘管那個時代據說是他們的。
這實在是一個悖論。
時代的悖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晉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無常。何況沒有個體的獨立，就沒有人格的獨立；沒有人格的獨立，就沒有意志的自由。結果，便只有無窮無盡的糾結和煩惱。因為他們獨立了，卻弄不清站在哪裡；他們自由了，卻不知路在何方。
那麼，不想也罷。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反過來，近憂無法破解，就只能訴諸遠慮。於是玄學應運而生並大行其道。因為玄學之為玄學，就在玄遠。玄遠在政治上沒有風險，反倒為思想的馳騁開闢了廣闊天地，豈能不大受歡迎？
更重要的是，玄學為魏晉追求的核心價值提供了理論依據。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觀點，萬物以無為本，無是最高的真實。要想不虛偽，就只能虛無。一無所有，當然真實；無為則無不為，這就自由。自由而真實，也就漂亮。至於獨立與否，可以暫時不管。
玄學取代儒學，原因即在於此。
但這是具有諷刺意義的。因為士族成為士族，原因在獨尊儒術。熟讀儒家經典，才能世代為官為宦。因此，為了壟斷仕途，就必須堅持儒家路線，讓士族成為統治階級。現在，士族佔領了上層建築，儒學卻丟失了輿論陣地，豈非悖謬？如此悖謬，人心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