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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聽到。
想想看吧，當初我的打算不過是想掏出她腦子裡可供我利用的素材而已。我蹲在她身邊的地板上，對她看了又看，好像可能再也看不到她了似的——她那一頭偏棕色、說不清楚色澤的頭髮像一罈醇酒般灑在鑲木地板上；她額頭上沁著汗珠，氣喘吁吁，就像一個剛剛跑贏一場比賽，正筋疲力竭地躺在那兒的年輕運動員。
這時候，樓梯吱嘎響了一聲。有一會兒我們兩人都沒動彈。桌上的三明治疊在那兒沒吃，杯子裡面也是空的。她低聲說：“他下樓來了。”她坐進一把椅子，把一張盤子放到膝上，一隻杯子放在身邊。
“他要是從門外經過時聽到了怎麼辦？”我說。
“他不會知道是怎麼回事的。”
我臉上看起來一定是一副不太相信的表情，因為她用一種讓人討厭的溫柔口氣說道：“可憐的亨利，他以前可從沒這樣——整整十年都沒有過。”但不管有還是沒有，此刻我們對自己會不會露餡兒這點確實不太有把握：我們坐在那兒一聲不響地聽著，直到樓梯上再次傳來吱吱嘎嘎的響聲為止。我用大得有點過分的嗓門說：“你喜歡洋蔥那場戲我真高興。”我自覺自己的聲音聽上去沙啞而虛假。這時亨利推開了門，向屋裡張望著。他手裡提著一隻熱水瓶，熱水瓶上裹著灰色法蘭絨的套子。“你好，本德里克斯。”他咕噥著打了個招呼。
“你真不該自己去拿。”她說。
“不想打擾你們。”
“我們在聊昨晚的電影。”
“希望你已經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他對我咕噥了一聲。他看了看薩拉為我倒的波爾圖乾紅葡萄酒，含混不清地說了句“該給他二九年的陳釀才對”，然後就提著熱水瓶上的法蘭絨套子，不聲不響地出去了。屋裡又只剩下了我和薩拉兩人。
“你不在意吧？”我問她。她搖了搖頭。我問此話到底何意，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當時自己腦中閃過的念頭是：看到亨利也許會讓她感到自責，但她卻有著消除自責的絕招。同我們大家不一樣的一點是：她絲毫不會受到罪孽感的困擾。在她看來，事情做了就是做了：事情做完了，自責也就不存在了。如果亨利捉住我們的話，她會認為他惱怒一下就該完事；若是惱怒的時間過於長久，那就沒有道理。人們總是說：天主教徒懺悔時，便從過去的陰影裡解脫出來了——就這點而言，你確實可以說她是一個天生的天主教徒，儘管她同我一樣不怎麼相信天主，或者說當初我認為，今天也依然懷疑她同我一樣不怎麼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