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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文史精华》2013年第3期）、纪彭《没有证据，只有利害：宋教仁案究竟谁是凶手》（《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6期）等；书籍则有思公《晚清尽头是民国》、金满楼《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张晓波《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等。这类文字的作者总体而言缺乏专业训练，无论是对史实的把握还是对史料的鉴别使用，都存在很大问题，往往看似分析得头头是道，实则由于缺乏史料支撑，或不能准确解读史料，难以得出有价值的认识。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类作品的非学术性或通俗性，加之得益于网络传播，其受众远多于第一、第二两类文字。
实际上，业余史学研究者并非完全不可能做出优秀成果，但前提是研究者应当充分占有史料，并以严谨态度为之。从另一角度看，宋案探究的业余作品之所以流行，说到底与专业学者对这一案件缺乏研究有关。因此，对宋案的研究，确已到了必须深刻反思与实实在在向前推进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