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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总长周学熙曾于3月底呈文袁世凯，“请实行六厘公债以为抵制大借款之最后办法”。[244]袁世凯主张缓办，批复道：“目下所筹小借款既可敷衍至正式政府，两月以后，现状尚可支持。当兹正式政府成立之初，中央、地方大局均尚未定，此项公债颁行恐必无甚效力，反足以启外人轻视。应俟正式政府大定后，再行查勘情形举办。”[245]由此可知，“六厘公债”直至宋教仁被刺之后仍未发行，以后由于“善后大借款”成立，“六厘公债”事实上始终没有发行。[246]既然没有发行，洪述祖如何能够购得公债？尤要指出的是，应夔丞的要求是“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克日成交起息”，而洪述祖自3月17日发电声称“债票特别准”，到3月24日应夔丞被捕，中间足有一个星期，在明知应夔丞杀宋已经成功的情况下，却未按3月17日电文所说“另电”应夔丞“何日缴现领票”，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洪述祖其实是在以空言欺应。鉴于受到国民党人质疑，袁世凯曾就此事询问财政总长周学熙，得到的答复是：“洪曾兜揽，知其人不足恃，却之。”[247]另外，4月12日北京《民立报》记者也曾向赵秉钧提及公债票一事，据赵透露：“此事近乃闻之于财政部，谓洪述祖确与财政总长商领公债票三十万，交应夔丞代售，因折扣未议妥，旋作罢论。”[248]这与洪述祖3月13日电恰可互证，证明政府并无所谓“债票特别准”之事，同时也印证了洪述祖的确未向袁、赵报告过“蒸电”。此外，袁世凯方面还曾于4月7日特电上海，请孙中山、黄兴等“密查公债究由何处交发，有无部（指财政部——引者）中印记、时日”，但并未见孙、黄查出回报，[249]这也进一步证实所谓“债票特别准”确属子虚乌有。
那么，洪述祖何以要接二连三诓骗应夔丞呢？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如前所述，洪述祖因担心无法成功购得公债，故在3月13日电中抛出“燬宋酬勋位”作为诱饵，没想到应夔丞在当日回信中却说“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这就使得洪述祖不得不继续以“实利”来满足应夔丞的要求。其二，应夔丞在不知“八厘公债”已经停售的情况下，受利益驱使，不仅于3月13日回信中强调“去宋”的重要性，作为对洪述祖指示其乘机对宋下手的积极回应，而且很快付诸行动，于3月14日电告洪述祖“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250]可以说杀宋已经箭在弦上。倘若此时洪述祖告知应夔丞“八厘公债”早已停售，或购买“六厘公债”未获批准，那么应夔丞极有可能因为杀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