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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藏路。現在想來，也只有在荷爾蒙過剩的年紀，才能唱著“週末午夜別徘徊”、頂著西北風，輕易打發掉這一個多小時的艱苦跋涉。至於我這個班長，必須替他們編一個缺席政治課和英語課的完美藉口——在市重點中學裡，無論如何，這都是一樁考驗智商和刷爆RP的任務。
那時候，時常會看到城市裡的行道樹上纏繞著一大卷棕色的磁帶，我總覺得那是某盤質量欠佳的盒帶卡在機器裡，最終被憤怒的主人扯出來扔到窗外，就勢掛在了樹枝上。與此形成美學對稱的是那些半明半暗的角落，出沒著一種叫“拷兄”的人——對於那些漸漸不滿足於引進版盒帶的歌迷來說，這些人既可愛又可恨。說可愛，當然是因為他們神通廣大，兩週前在香港上市的帶子，他們就能弄過來，用收錄機轉錄在TDK空白帶上，附一張封套的黑白影印件——它們往往模糊得令人髮指，從那上面看歌星的照片，你會覺得梅豔芳和蔡琴長得沒什麼區別。六十分鐘的空白帶要比原版母帶的時間稍長，通常“拷兄”會從別的帶子上扒兩首歌填滿那些空白，如果這自制的bonus track挑起買家的興趣，就等於為下一單生意提前做了廣告。說他們可恨，是因為這些拷帶比音像店裡的正規引進版還要貴上至少兩三塊，買一盒足夠吃三四碗大排面。念中學時，我既沒錢也不敢跑得太遠，只能聽男同學們描述延安路中圖公司門口和五角場這兩個著名的拷帶據點，他們通常添油加醋，將整個過程形容得有如地下黨接頭般驚心動魄。最後，在經過我刻意加工的崇拜的目光中，他們會樂意借兩盤聽厭的帶子給我，讓我回家制作“拷帶的拷帶”。就是透過這種特殊的介質，我迷上了黃舒駿和Queen。
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我一上大學，活動範圍終於突破兩點一線後，很快就在吳淞路海寧路口的勝利電影院旁邊找到了“組織”。我記得，無論天上陰晴雨雪，那個拐角總也照不到陽光，地上總有一攤水。我還記得，那個戴眼鏡的拷兄總是揹著大包坐在那裡打盹，這樣就省得顧客在攤位上一盤一盤看過去的時候他還得費神招呼，弄得大家沒話找話。不過，每當我找到一盤心癢的目標時，他都會適時睜開眼睛，恰到好處地補兩句背景材料以顯示專業水準：“這個錄的是黑膠唱片，買就賺了”；&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