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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委員長告別並進行了一次長談，委員長頗為感慨地說：“我們都要老了，五十多歲了，還能有多少時間？你我之間的問題，始終都要解決，始終要搞出個名堂。否則的話，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何以對天下百姓？
你要走，我也留不住你，還是那句話：你我攜手合作，這天下事就會好辦很多。我們彼此保重吧。”
10月11日，統帥離開重慶返回延安。
“餘為共黨今日計，對國內政策應改變方針，即放棄軍隊與地盤觀念，而在政治上、經濟上競爭，此為共黨今後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設計劃如不能全國一致，努力完成，則國家必不能生存於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戰爭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僅對國家為罪人，而且對今後人類之禍福亦應負其責也。”委員長在當晚的日記中寫道。
回想起他和在重慶的多次接觸，委員長覺得延安的這位領袖越來越不好對付了。對於國家的未來，更有荊棘叢生的感覺，不過，他仍然充滿自信，並且相信在今後的較量中，他可以戰勝延安，戰勝那個喜歡吸菸的湖南人。
委員長一生作過許多錯誤的判斷，其中最大的誤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斷。歷史證明，委員長非但沒有能夠控制，沒能夠戰勝延安，相反，倒是延安在三年的時間裡讓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並且將他永遠地趕到了海峽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