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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多少人生患难啊!他现在的家在哪里?他没有任何亲人了。一个真正的以革命为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李德涌起一种崇敬与怜悯之情。
那时的苏联,虽然十月革命已过去九年,旧制度已被推翻,新秩序时常遇到困难。但是,只有苏联,是真诚支持中国革命的唯一盟友。博古感到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从遥远的北方向他播撒着光芒!王明此时在干什么?也许在共产国际宽大的会议室里高谈阔论,也许在俄罗斯温暖的壁炉旁拜读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想到此处,博古对目前的一些议论深感委屈。他在毫无折扣地执行王明的指示。因为王明的指示就是米夫的指示,米夫的指示就是第三国际的指示,第三国际的指示也就是斯大林的指示。
博古的逻辑推理是十分严格的:斯大林不会有错,因此,王明也不会有错,而他执行国际路线也不会有错。革命的挫折,带有客观的必然性,谁也没有办法。
1925年10月7日鲍罗廷在广州向国民党中执委宣布中山大学在莫斯科正式成立之后,选派学生去俄国学习的消息传遍全国,有志于革命的广大青年,踊跃应试,仅广州一地就有一千多人报名。
那时候,连蒋介石在苏联考察时的手札中,也用恭谨的正楷写道:“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中山大学的成立与关闭,反映了人世间一切态势的变幻无常。
博古还清楚地记得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那座四层楼房,房前广大的校园里,白雪重压着枞树、山毛榉。中山大学的对面,是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六个圆形金顶给他以辉煌神圣的印象。
博古听说,主持中山大学开学典礼的是托洛茨基。他的演说,在第一批学员中留下了良好的、鲜明的印象。那时,托洛茨基比斯大林享有更高的国际威望。“威望”,是一个可喜而又可怖的字眼,在严酷的权力夺争中,它意味着:不清除别人就被别人清除。
蒋介石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同托洛茨基谈话比同其他苏联领导人多,我发现在他们所有人当中,数他最开门见山……他郑重其事地说:“除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
当时,中山大学的教授多数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
那时,博古认为拉狄克是一位好校长:他热情奔放,平易近人,就像一个普通人。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