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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避免官中的人力浪費，又維護了中央與地方的層級關係，換言之：這既不至於讓下民丟了頭豬就告到京城來勞師動眾，也不至於讓地方官永遠畏懼京中核覆就不敢放手辦案。可是，這些律令在實際行使中，卻有個致命的問題——
張家是世家大族，家財雄厚，滿腹經綸。他們雖然可以考慮到如何替朝廷合理分配官資民用，卻無法真切感同下民的苦楚。張嶺本人雖律學精湛、門生遍佈，可他自己卻從未出京任職，如此，就無法明白各層官員的鬥智與迴環相護是何等荒謬境況，修出的律法，自然也不近人情。
“越訴者笞五十”之律一出，京中的大鼓再無人敢擊打。可無人上控，宮裡卻以為天下太平、世人得道，以為健訟之刁民不再、府道之官吏善政，殊不知，天下已亂成了一鍋粥，朝廷的這柄大勺卻空置一旁，甚至連如何伸進鍋中攪一攪都不知。
如此境況下，李存志擊鼓鳴冤，真真是下下之選。
裴鈞原本想，李存志如果不這樣正面撞在法司、內閣的利爪下，實則他的冤案，雖然是“案”，卻並不一定非要以刑訟之“案”入京審理。
畢竟存活在這乖謬妄誕的官場中，想要贏，就絕不能單拿死腦筋去做事。而官中相鬥，最絕的手段也不是去改變或遏制規則，而是充分地利用規則。
朝廷的案訟是分類的。諸如戶婚糾葛、田土詞訟、笞杖輕罪之案，是由州縣自理的，頂多讓戶部、工部的相關衙門複核紕漏；徒罪以上定人牢獄的案件，上控後就須啟用審轉之制，向上逐級覆查。而審轉之中，無關人命的普通徒罪案件，最終是由督撫批結的，可涉及人命的案件及流罪以上的案件——如李存志兒子李偲殺人之案，再或是其他惡性案件——如危及皇權、蔑視政令等大逆不道的，就必須入京，交由刑部或大理寺判處。
在這一既定的規則中，李存志本可在裴鈞的暗助下，以“工造不齊”或“撥銀未至”之由，先將南地的巨大虧空捅到工部或戶部，這樣就能透過田戶類案的線路，避免以己告官，而讓戶部和工部來主動查取南地的境狀。這不僅不用李存志來受那越訴的五十大板，還避免了李存志上控後被動受審的慘況，而且更可以讓案件控制在裴鈞掌有勢力的六部中，查下去也能穩而又穩、勝券在握，李存志的性命也更安全。
可現在，李存志把大鼓一敲，無異於將底牌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下。這恍如一頭撞在了“規則”二字的鍘刀上，腦袋磕出的血也將朝中的豺狼犬豹都引來了，眼下，怕是不將他分食乾淨決不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