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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又说不出是什么问题。再说，不专心听那女人说话似乎有点不礼貌，因为很明显她是在和他说话。
她说：“有一次我赢了一个去伊比沙岛的旅游，只要收拾好行李就可以出发了。但我却做不到。他们把机票都寄给我了，但我没有打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机会逃离这里的时候，我没法把握？”哈罗德咬着嘴唇，想起自己这么多年来没和奎妮说过一句话。“或许是害怕，”他说，“我曾经有个很好的朋友，但是我花了好长时间才看清这一点。其实挺好笑的，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文具柜里。”他想起那个场景，笑了出来，但那女人没有笑。也许那场景太难想象了。她抓住摇得像钟摆一样的脚，仔细研究起来，好像以前没仔细观察过自己的脚。“有一天我会离开的。”她说。她的目光穿过空空的餐厅，与哈罗德的视线相遇，终于笑了起来。
和戴维的预言正好相反，奎妮·轩尼斯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女权主义者或同性恋。她矮矮胖胖，是个貌不惊人的女子，没有腰身，前臂上永远挂着一个手提包。众所周知，在纳比尔先生眼中女人不过是会计时的荷尔蒙炸弹，他会给她们一份酒吧招待或者秘书的工作，换取她们在他那辆捷豹汽车后座的“报答”。所以奎妮算得上是酿酒厂的一个“新尝试”，换了其他任何女人来应聘这份工作，纳比尔肯定都不会点头。
因为她是那样沉静、谦逊。哈罗德有次无意中听到一个同事说：“你简直会忘记她是个女人。”不出几天已经有消息说她为财务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账，但这并没有减少逐渐蔓延到公司走廊上的各种模仿和讥笑。哈罗德真心希望她没看到或听到。有时在餐厅里碰见她，她手里握着纸包三明治，和那些年轻秘书坐在一起，静静地听她们说话，仿佛她们或自己根本就不存在。
一个晚上，他拿起手提包正要回家，突然听到柜门后传来一下抽鼻子的声音。他想继续走，但那声音又响了几次。终于他回过头来。哈罗德慢慢打开柜门，一开始除了几盒纸什么都没看到，正要松一口气，突然又听到那声音，像是在抽泣。接着他看到了，有个人背对他蹲着，紧紧地贴着墙。她的外套包在脊背上，绷得紧紧的。“不好意思。”他马上说，正要关上柜门赶紧离开，却听到她的哽咽：“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好意思才对。”现在他一脚踏在柜子里，一脚还在柜子外，面前是一个对着牛皮信封哭泣的女人。“我工作都做得挺好的。”她说。“当然了。”他瞥一眼走廊，希望能看到一个同事，过来和她聊一聊。他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