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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們一起打麻將。這種簡單的娛樂活動在金斯艾伯特很受歡迎。晚飯後，大家穿著膠鞋和雨衣先後到來，喝點咖啡，然後吃幾塊蛋糕和三明治，喝喝茶。
當晚和我們一起打牌的是甘尼特小姐和家住教堂附近的卡特上校。這樣的晚間聚會是傳播小道訊息的好時機，有時聊得興起，連正事都忘了。我們通常都打橋牌——邊打邊交頭接耳，最後打得亂七八糟。我們發現麻將相對平和，不至於像打橋牌那樣，因為搭檔沒打出某張牌就大為不滿； 雖然我們仍然會直白地表達批評意見，但沒那麼有針對性。
“今晚真冷，是吧，謝潑德？”背靠壁爐的卡特上校說。卡洛琳把甘尼特小姐帶進自己房間，正幫她脫下裹了一層又一層的外衣。“勾起了我對阿富汗的回憶。”
“是嗎？”我禮貌地答道。
“可憐的艾克羅伊德，真是一場神秘的謀殺，”上校邊接過咖啡邊說，“背後大有玄機——我是這麼看的。謝潑德，有句話我只對你說，我聽說跟勒索有關呢！”
上校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那意思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毫無疑問，還牽涉到一個女人，”他說，“信不信由你，一定跟女人有關。”
這時卡洛琳和甘尼特小姐來了。甘尼特小姐喝著咖啡，卡洛琳則端出麻將盒，把牌倒在桌上。
“洗牌，”上校開著玩笑，“沒錯——洗牌，我們在上海的俱樂部裡都是這麼說的。”
卡洛琳和我都認為，卡特上校這輩子根本就沒去過上海的俱樂部。大戰期間他在印度做牛肉罐頭、梅子醬和蘋果醬生意，沒去過印度再往東的地方。不過上校的軍旅生涯是貨真價實的，何況在金斯艾伯特，就算你再怎麼吹噓自己的離奇經歷，大家也都買賬。
“開始嗎？”卡洛琳說。
我們圍著桌子坐好，開頭五分鐘沒人說話，彼此都暗暗較勁，看誰先把自己的城牆壘好。
“你先來，詹姆斯，”最後卡洛琳說，“你是東風。”
我打出一張牌。一兩圈過後，沉悶的氣氛漸漸被單調的喊聲打破，“三條”“二筒”“碰”，甘尼特小姐時不時還喊“不碰”，因為她有個習慣，沒看清牌就搶著“碰”，然後才發現碰不起。
“今天早上我看見弗洛拉·艾克羅伊德了，”甘尼特小姐說，“碰——不，不碰，我弄錯了。”
“四筒，”卡洛琳說，“你在哪兒看到她的？”
“她可沒看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