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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邊幅，深灰色的上衣幾個月不換。他身材矮小，戴著圓形的眼鏡，寬額頭，尖下巴，嘴裡習慣性地叼著一個褐色的菸斗。他會七國語言，他才華橫溢的演說使學生們為之傾倒。
博古到校後，正值拉狄克講中國革命運動史的第二部分。他入迷似地聽著，又從圖書館資料室裡補習了第一部分。從拉狄克提供的大量檔案考證裡，他首次瞭解到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心和清政府驚人的腐敗。
那時，博古認為拉狄克的觀點跟托洛茨基完全一致。後來才知道，他們在一些政策策略上並不相同。托洛茨基說：“我個人從一開始，即從1923年就堅決反對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也反對接受國民黨參加共產國際。拉狄克和季諾維耶夫一起反對我。”
博古那時無法分辨誰對誰錯。即使後來，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之後，也很難說托洛茨基就是對的。
斯大林指出，在中國社會是否存在封建殘餘這個要害問題上，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是一致的：中國沒有封建殘餘；即使有，也沒有重要意義。
在這一點上，博古站在斯大林一邊。
拉狄克和斯大林之間的分歧，使他丟掉了校長的職位。1927年的夏天（博古無法弄清具體時間），拉狄克沒有向學生們告別，就丟下未講完的課程無聲無息地消失了。後來，他才知道拉狄克捲入了托洛茨基與斯大林權力之爭的漩渦中。
那時候，博古大惑不解：共產黨內應該允許進行各種不同見解的爭論，怎麼能演化成權力之爭？是王明給了他通俗而又深刻的回答：
“沒有權力，就無法推行自己的主張！”
博古承認，王明比他成熟。
原來的副校長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一年，這位新任的中山大學校長只有二十六歲。
米夫並不真正瞭解中國，他是個政治活動家卻不是學者。他的辦學作風、辦學經驗沒法跟拉狄克相比，因而在學生中威信不高。他只跟一群俄語流暢的青年學生接觸。他很少說笑，一臉嚴峻，使人莫測高深。
在米夫當任期間，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他在大學裡建立了中國問題研究所。此時，他唯一值得驕傲的是政治觀點正確。他把托洛茨基派來的教授免職，代之以黨性雖強卻又不學無術的人來當教員，後來的中國名詞叫“只紅不專”。
博古以他的熱情奔放和聰明幹練贏得了米夫的喜愛，但王明卻以他的成熟贏得了米夫的器重。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後，中國共產黨於4月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