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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英強烈地關切著無產階級事業，當然也就更關心人事安排與未來的命運。
毛澤東這個人就更值得警惕了！他是個農民知識分子，一腦子封建農民意識，他諷刺馬列主義者為言必稱希臘，可是，他是言必引古書。所以他嚮往權力，他城府很深，一肚子農民式的精明。
項英在大軍將行萬事待理的時刻，竟這樣詳盡地介紹毛澤東，是很不尋常的。
“我一到蘇區，就碰上了肅反，發生了富田事件。這人的政治傾向本來是右傾，可是處理富田事變卻左得出奇，原因就是借肅反整掉那些反對他的人嘛……”
李德在三十九年後寫的《中國紀事》中，用“據說……”方式，引用了項英的這一觀點，同時，他也寫出了周恩來與項英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
周恩來稱毛當時採取的恐怖手段是“鎮壓反革命鬥爭中的過激行動”，項則直率地稱之為“黨派鬥爭”……
顯然，周、項對肅反的評價是有質的差異：前者是肅反的擴大化；而後者卻是排除異己的行動。
事物的複雜，還在於同是一個提議，出自內心的動機卻極不相同。周恩來提議毛澤東同志應該隨軍長征，因為他是中央紅軍的創始人，是因為他雄才大略，高瞻遠矚，指揮嫻熟，他應該在紅軍中發揮作用。
李德和博古本來是不同意的，可是後來他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了這個問題。
“所以帶他西征，”博古對項英說，“就是要他脫離開中央蘇區這個根基……”博古說到這裡已經是觸及到很深的層次了。
李德和博古在研究去留名單時，對留毛在蘇區好還是帶他西征好是頗費掂量的。毛澤東在軍內已無職權，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一職，在離開他的“共和國”後已經毫無實際意義。如果把毛留下，他很可能在原來的深厚根基上東山再起！這本來並不是什麼壞事，但李德、博古卻不願中央蘇區重新落在一個與國際路線相違拗的人手裡，所以他們選擇了項英。“讓安泰離開大地”，把毛澤東從黨、政、軍方面全部架空。
博古和李德認為在中央蘇區貫徹國際路線，主要阻力來源於毛澤東和他在軍內外的影響，所以他們對毛澤東的特點作過充分的研究，這些研究在正式與非正式的場合都進行過。李德在他後來的《中國紀事》中寫道：
我在中央蘇區最初三個月，結識了一些領導人物，這裡我想插一段我對他們的觀察和判斷。這些觀察和判斷都是很粗淺的，而且最初的印象也難免同以後的印象交織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