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山西 (第7/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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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別處不同，竟是：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見雍正二年對劉於義奏疏的硃批
）
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
其二，目光遠大。
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範，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整個中國版圖都在其視野之內，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里，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心理優勢，使山西商人最能發現各個地區在貿易上的強項和弱項、潛力和障礙，然後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
你看，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策、停息邊陲戰火之後，山西商人反應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了，光“大盛魁”的商隊就拴有駱駝十萬頭。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向華北、華中、華南各地採購，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產特色和運輸網路掌握在手中。
又如，清代南方以鹽業賺錢最多，但鹽業由政府實行專賣，許可證都捏在兩淮鹽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難插足。但他們不著急，只在兩淮鹽商資金緊缺的時候給予慷慨借貸，條件是稍稍讓給他們一點鹽業經營權。久而久之，兩淮鹽業便越來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可見山西商人始終凝視著全國商業大格局，不允許自己在哪個重要塊面上有缺漏。人們可以稱讚他們“隨機應變”，但對“機”的發現，正由於視野的開闊、目光的敏銳。
當然，最能顯現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於一系列票號的建立了。他們先人一步看出了金融對於商業的重要，於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脈絡梳理通暢，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財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我想，擁有如此的氣概和謀略，大概與三晉文明的長久陶冶有關，我們只能抬頭仰望了。
其三，講究信義。
山西商人能快速地開啟大局面，往往出自於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
只要稍一涉獵山西的商業史料，便立即會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謂“聯號”。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鄰，組合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大模大樣地鋪展開去，不僅氣勢壓人，而且呼應靈活、左右逢源，構成一種商業大氣候。
其實，山西商人即便對聯號系統之外的商家也會盡力幫助。其他商家借了鉅款而終於無力償還，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