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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歷史上，中華和羅馬都堪稱獨樹一幟。其他那些帝國，亞述、迦勒底、波斯、馬其頓，都由一個或幾個偉大征服者建立，中華卻由邦國而帝國，羅馬則由共和國而帝國。也就是說，他們都是自己成長的。
成長需要土壤，也需要力量。那麼，中華文明與羅馬文明的土壤和力量又是什麼？
中華是禮，羅馬是法。
正如在中國，失禮或非禮會導致嚴重的後果，羅馬人也把違法看作不可原諒的行為。他們寧肯吃虧、失敗甚至掉腦袋，也不肯違法。愷撒被殺後，西塞羅曾提出儘快召開元老院會議，以鞏固成果。而且，刺殺集團的主要成員布魯圖身為大法官，恰好有此權力。
這位布魯圖是共和國第一任執政官布魯圖的後代。
不過按照法律規定，大法官只有在兩位執政官都無法召集會議時，才能行使這項權力。這時，一位執政官愷撒已死，另一位執政官安東尼卻還在羅馬。因此，布魯圖猶豫再三，最後還是拒絕了西塞羅的提議。
布魯圖說：這是違法的。
這事聽起來十分怪異，因為行刺愷撒的布魯圖原本是殺人兇手。而且，愷撒作為終身保民官，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權。也就是說，布魯圖已經雙重意義地犯過法了，再違一次法又有何不可呢？何況還是為了國家。
然而布魯圖就是不肯，以至於坐失良機。
這事如果發生在中國，恐怕只能解釋為迂腐，但在羅馬則會得到尊重。因為刺殺愷撒是可以理解為戰爭的，即共和國與破壞共和的國家敵人之間的戰爭。戰爭當然要死人，法律也不保護公敵，布魯圖心安理得。
開會則不一樣。召集元老院會議，原本因為只有元老院的決定才是合法的。如果會議本身違法，那麼這決定還能合法嗎？依靠非法會議重建的共和，是羅馬人民想要的嗎？這豈非重新回到了愷撒的人治路線？
可惜布魯圖沒有想到，把愷撒視為國家的敵人，只是他們自己的看法，元老院並沒有宣佈愷撒是人民公敵。所以他們的刺殺仍屬非法，必須被判有罪。
布魯圖也只好自殺。
法治觀念如此之強，在全世界當數第一。
這當然其來有自，甚至可以追溯到西亞文明，但公元前494年的平民撤離運動也功不可沒。因為正是在這場運動之後，羅馬迫於平民的壓力開始了成文法的制定。首部法典刻在了銅板上，因此得名《十二銅表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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