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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麼要緊事，魏星又到藏書館研究起了周易。
周易的辭象含有不少詩歌，可稱為詩象。詩像與一般的辭象不同，除喻理表意之外，還有表情的作用。另外一個方面，詩象又和一般詩歌不同。雖然有些詩象，形象鮮明，音韻鏗鏘，藝術性很高，甚至不次於詩經的作品;但從性質上看，都不是作為反映生活的獨立自足的藝術作品而存在，它只是被借用來喻理表意的手段。它的特殊功能是給卦爻象中引發出來的抽象的義理戴上可感性的花冠，從而加強喻理表情的作用。這是在倫理場合詩歌形象所具有的特異功能。這一點，我國古人深諸其妙。春秋時代外交會上的“賦詩言志”，就是顯著之例。
如《左傳，信公二十三年》記載，晉公子重耳外逃過秦。秦穆公設宴歡迎。席間重耳賦逸詩《河水》，以河水朝宗於海之象，比喻秦國胸懷宏大，能容納天下來歸的豪傑。穆公則賦詩《小雅?六月》，以尹吉甫輔佐周宜王戰勝撿猶的故事，喻示重耳返回晉國後必能建功立業。這裡所賦的《河水》和《六月》雖是原詩，但所取的不是原義，而是一般意義，屬於客觀意義的範疇。賦詩多取首章，叫作賦詩斷章。在外交場合以詩喻意,既有禮貌，又有文采，在語言上還有靈活性，便於轉圈。另外，在論說文內或說理當中，古人也經常引用詩歌的形象，喻理表意。這種作法，俯拾即是。例如萄子在《儒效箱》中借用詩經《大雅，文王有聲》第六章“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思是語助詞這歐項文王政治威望的詩句，來讚揚為人師表的儒者受到各方的崇敬。這也是借詩明理的一種形式。和賦詩言志一樣，在先秦時代曾經形成一種風氣。
這種借詩喻志的表現手法，最早不一定始於周易但如此自覺地精心地大量使用這種手法，應該說，始周易，因為周易是中國最早的成型著作。
因此，周易辭象中詩歌的取比，與詩經以及其他詩歌的比興，形似而實異。不過，有些學者對此卻缺乏清醒的認識。李鏡池先生在《周易斌辭考》中就曾申明:“周易中也有比興式的詩歌，我們解釋時也要用著詩的眼光來看它”。章學波先生在《文史通義》中也說過:”....《易》雖包六藝,與《詩》詩經之比興，尤為表裡”。他們都把詩經中的詩和比興作用，同表現周易卦交象義理的辭象之一的詩及其比興作用等同看持。對此，錢鍾書先生卻持不同觀點。他認為《易》象與詩象“貌同而心異，不可不辨。”他分辨的理由是:
《易》之有象，取管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