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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生了氣就拂袖走了，結果父親又追出來，又喊又追的，把小施嚇得驚驚乍乍的。就這樣，這裡的人把父親當作“流氓”關了起來。我們解釋說這是怎麼回事，這裡的人照樣振振有詞地指責我們，說既然這樣，我們就不應該把父親送到他們這來，他們這是療養院，不是精神病院。這話說得並不算錯，因為確實是我們不對，讓我氣的是，當時有人居然提出要我們給那個小施道歉，還要賠償精神損失費，那麼我想，我父親的精神都已經“損失”成這樣了，我們又去找誰賠償呢？
療養院的事就這麼結束了，滿打滿算父親只呆了三天，然後想呆也呆不成了，於是又回到了家裡。人是回來了，但我心裡還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讓父親平平安安地把餘生度過去，說幸福已經是想也不敢想了，只要平安，平平安安，我們就滿足了。有人建議我把父親送去精神病院，這我是堅決不同意的。這不等於是把父親丟了？我想，我就是不要工作，也不能把父親送去那裡。這不是個道理問題，而是感情問題。我的感情不允許我做出這種選擇。
然後是有一天，是父親從療養院回來後不久的一天，我下班回家，見父親笑嘻嘻的，不等我開口問什麼，就興奮難抑地告訴我，說組織上又給他分配任務了，他又要工作了！
那一整天，父親都處在這樣的興奮不已中。
說真的，我們以前盼啊望的，就希望父親早一日走出紅牆，想不到現在又要回去，我心裡真覺得難過。真是不願意啊。王局長征求我意見時，我就是這麼說的，我說不行，我不忍心。我說我情願把工作辭掉，呆在家裡侍候父親，結果父親把我罵了個狗血淋頭。事後我想，這件事首先我是沒有權力反對的，反對也是白反對，其次我就是辭了職，分分秒秒都守著父親，那又能怎麼的？父親的病照樣還是病，難受照樣還是難受，我不可能給他帶來快樂。父親的快樂我們是給不了的，誰能給？事實就寫在父親那天的臉上。你無法想像，那天父親是在怎樣的一種興奮中度過的，他跟阿兵打了兩個小時長途電話，繞來繞去說的就是一句話：爸爸又有任務了，又要去工作了。
第二天，父親就真的“又去工作了”——跟在阿兵的電話裡說的一樣。我清楚記得，那是1996年冬天的一個寒風料峭的日子，外面冷颼颼的，路上淌著夜裡的雪水，我陪父親走到院門口，把他送上去紅牆那邊的班車。班車開走了，望著它遠去的背影，我的腦海裡馬上浮現出父親義無反顧地鑽進紅牆大鐵門上的小鐵門的影像。
呵，父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