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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雪
日前我應“南方都市報”的約稿，就武漢的文學會議寫了一篇“反擊”的文章。本來寫了那篇文章就不打算再理會了的，因為實在是覺得有點無聊。可是過了一段時間，南方都市報又將我文中提及的那幾位思想者的回應反饋給我，還說他們副刊非常重視我的意見，希望我再次寫一篇文章回應一下。於是我又將那三位的回應看了一遍，覺得自己還可以補充一點意見。
我感到崔衛平女士還是有誠意，願意交流的。三位當中只有她具有學者的風範。我並沒有參加那次會，只是根據南方都市報記者的綜述得出的結論。我想，儘管崔衛平女士作為懂文學的學者所站的立場比那兩位高得多，但考慮到當時會議的語境，以及她在那種場合說的那些話，我的總結並沒有很大的偏差。她強調我們80年代有某個好傳統，希望作家在搞文學的同時關心社會，關心那個新思想的傳統。但我並不覺得80年代的那點思想足以形成某個傳統。我反而覺得80年代的所謂新思想因為先天不足，因為過分依仗於舊傳統，甚至與權勢勾結，到了90年代走入沒落是必然的規律所致。社會和意識形態只不過是文學世界裡的表層，作家各人根據自己的生存形態，既可以全力去關注，也可以完全不關注（所謂完全不關注，只是指不直接介入表面的東西。實際上作為作家的個人總是緊密同社會聯絡的）。無論關注或不關注，只要他或她以自己的誠實勞動為社會增加了精神財富，都是好作家。作為從文革中掙扎出來的中國文學，考慮到文學目前的生態環境，我認為現在最不宜提倡呼籲作家在作品中去“關注”某些意識形態的東西。因為不論那些意識形態多麼好，它也總有被權勢利用，同權勢勾結的嫌疑，否則它就難以存在。而文學因為自身的性質有所不同，只要能夠真正獨立，是可以發揮好的作用的。能不能搞出好作品就看每個作家身上有不有反骨，能不能從深層結構上衝破舊文化對自身的束縛，充分發揮出自己的個性（我已說過，個人化和個人的獨立思考是某些人最害怕的）。
如果你說的“鐵肩擔道義”是指文學應當徹底與權勢決裂，並在探索的過程中不斷反省，不斷清洗滲透於文學中的腐敗觀念，將創造力解放出來，那我同意你的。但看起來你好像並不是那個意思。我想，薩特也好，伯爾也好，他們參加社會活動只是他們選擇的個人的生活（我本人也參加過），同他們的作品並沒有什麼直接的聯絡，那種活動也不會使作品檔次更高，從而對人類貢獻更大。當然他們是公眾人物，對社會起的作用還是比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