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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往後的歲月還是苦,但比較起來就好多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村裡經常搞憶苦思甜運動,大家一憶苦,總是糊糊塗塗地憶到1960年。一憶到1960年,幹部們就跳起來喊口號,一是要打倒蘇修,二是要打倒劉鄧,幹部們說1960年的饑荒是劉鄧串通了蘇修卡中國人的脖子造成的。我們明知道這是胡說,但誰也不去裝明白。
一直到了70年代中期,還是不能放開肚皮吃,但比較1960年那是好多了。我從小飯量大,嘴像無底洞,簡直就是我們家的大災星。我不但飯量大,而且品質不好。每次開飯,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著別人的飯碗號啕大哭。母親把自己那份省給我吃了,我還是哭。一邊哭著,一邊公然地搶奪我叔叔的女兒的那份食物。那時我們尚未分家,一家老小,有十三口之多。在這樣的大家庭裡,母親是長媳,一直忍辱負重,日子本來就很難過,我的無賴,更使母親處境艱難。奪我堂姐的食物吃,確是混賬。我嬸嬸的臉色難看,說出的話像毒藥一樣,一句句都是衝著母親來的。母親只好罵我,向嬸嬸賠禮道歉。這是我一生中最壞的行為,至今我也不能原諒自己。長大後我曾向堂姐說起過此事,她淡然一笑,說不記得了。
母親常常批評我,說我沒有志氣。我也曾多次暗下決心,要有志氣,但只要一見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乾乾淨淨。沒有道德,沒有良心,沒有廉恥,真是連條狗也不如。街上有賣熟豬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賣肉人一刀差點把手指砍斷。村裡幹部託著一隻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幹部一腳踢倒,將瓜砸在頭上,弄得滿頭瓜汁。那些年裡,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見人厭,連一堆臭狗屎都不如。吃飽了時,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見好吃的,立刻便恢復原樣。長大後從電視上看到鱷魚一邊吞食一邊流淚的可惡樣子,馬上就聯想到自己,我跟鱷魚差不多,也是一邊流淚一邊吃。在家裡如此,出去也如此。我去偷生產隊裡的馬料吃,被保管員抓住,將腦袋按到漚料的缸裡,差點嗆死。我去偷拔人家的蘿蔔,被抓住,當著數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畫像請罪。我去生產隊的花生地裡偷扒剛種下的花生吃,中了藥毒,差點要了小命——花生米是用劇毒農藥浸泡過的。至於偷瓜摸棗,更是常事。有時被捉住,有時捉不住。被捉住就挨頓揍,捉不住就如同打了一個大勝仗。有一次我去偷臨村的西瓜,被看瓜人發現,那愣頭青端起土炮就摟了火,撲通一聲巨響,驚天動地,打倒了一片玉米,嚇得我屁滾尿流。想跑,腿挪不動,被人家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