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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家不屑於趨附潮流和時尚。這並不表明他們脫離時代和社會現實，而只說明他們的現實更深地埋藏於人性的內部，他們憑藉自己的天才和敏感而發現了它，並且讓它在自己的作品中噴湧而出。他們不需要到某個地方去“體驗生活”，因為他們每天都在生活，既生活在日常現實的世界（家庭、單位、菜場、醫院、公交車等等），也生活在自己的內心。他們的外部生活和內部生活是一體的，他們的生存就是海德格爾所說的“在世”（In-der-Welt-sein）。在外部生活中，他們和“常人”（Man）沒有兩樣；但他們和常人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們賦予在世以自己個人此在（Dasein）的獨特的意義。這種意義不是他們裝出來的，也不是從流行理論中借來的，更不是用來向人炫耀、用來謀取其他好處的手段，而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此外，這種意義即使在他們自己內心也是飄乎不定和捉摸不透的，因而是作家的痛苦之源。每當他們模模糊糊地抓住了一點什麼，他們就喜不自勝，有一種要把它完整地表現出來的衝動；或者說，只有在這種衝動所激發出來的寫作慾望中，在如醉如痴的寫作過程中，這種模糊的意義才能變得更加清晰起來，但總不能達到完全的澄明。半吊子的作家雖然也模模糊糊地抓住了一點什麼，但卻以為這就是一切，因而他們的痛苦只是一時的，隨著作品的完成，他們就志得意滿，不思進取，甚至用他們的一點成就向社會要價。至於那種看別人眼色行事而玩弄文字技巧的寫手，是連“作家”之名都配不上的。今天人們呼籲作家用自己的才華為社會“服務”，或者去“關注”什麼、“批判”什麼，這無異於要求作家成為“寫手”。但巴烏斯托夫斯基說得好，作家不是醫生，而是“病痛”。
當然，對作家的這種呼籲一般說來也並沒有錯，如果這種呼籲並不是特別對作家的呼籲，而是對一般人、包括對廣大民眾的呼籲的話。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作家當然也屬於一般人和“匹夫”之列，並不具有特殊的身份。作家也是人。但這種呼籲的迷惑性也正在這裡，它彷彿是特別針對作家而發的，似乎名正言順地成為了作家的“責任”和“使命”。人們往往舉一些著名作家介入社會政治生活的例子來論證作家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如左拉在“德雷弗斯案”中，或薩特在抗議越戰中所起的作用。但這隻能說明他們是好公民，而不能證明他們是好作家，好作家還是要由他們的作品來證明。作家最好的作品也不一定就是表達他們的政治態度的作品，連恩格斯都說，作家的傾向性越是隱藏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