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畝土地，土地年產百石稻穀，朝廷按丁稅每人每年五石稻穀和田稅按每畝每年五石稻穀計徵，農戶納稅十五石丁稅和五石田稅，家裡僅剩八十石糧食。
而攤丁入畝，便是讓這農戶家僅需要承擔一人一畝的稅，也就是十石，那麼結餘就變成九十石了。
這就代表著農戶能養活更多的家人，側面鼓勵了生育。
地主家大業大，若是一人擁有十畝地，那麼在稅改之後，產一千石稻穀，便要交納田稅一百石。
若是如實進行，其實也是要扼制那兼併之風。
大臣們謹慎提著建議，畢竟這次不像以往，是那種簡單的一刀切。
誠如於謙所說，各地情況並不相同，因此稅額調整必須是經常性的，沒有永遠不變的額度。
隨著時間的推移，群策群力，法規被逐漸完善。
而大臣們在提建議的同時，也在不斷問問題。
比如，國家的概念。
在東方，國家概念最早是疆域的意思，從國字便能看出來。
可是如今的疆域是籠統的，沒有清晰的國境線。
東方各國，除了大明，目前還未有國家有資格畫國境線的。
儒家將國與家合在了一起，簡單來說，便是一個個小家所組成的大家，而君王，便是君父。
因而歷代才會出現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但是，這是宗法，階級嚴明、等級森嚴的宗法。
若是國為家，那麼自家院子太大了，就算是大臣們，心中也沒有後世那些可以看著地圖學習的學生一樣清晰。
從統計的意義上來說，調查人口和土地，人口還好說，但是地，確實很難。
最明顯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北遼東，那被大明拋棄的地方，到底算不算大明的，同理，交趾還算不算大明的？
朱祁鈺解釋著關於國家的問題，說道：“華夏自古忠孝兩全，也難兩全，因為君王如父，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而朕之國家，很簡單，國民、國土、朝廷，三者必須明確。”
“大明所承載萬萬之民，自古以來，土地不夠，百姓難以生計，而朝臣乃至君王無進取，光守成，便開始內亂，今之大明，比漢唐大不知凡幾。”
同時，朱祁鈺也說道：“在秦朝，東越如何？南蠻之地，如今福建、廣州，哪處不是魚米之鄉？”
“所以，長治久安和開拓進取其實是相輔相成的，朕的國家，就要有效利用國土，增加發展力，百姓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