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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抗清復明，甚至在赳赳武夫們紛紛掉頭轉向之後，一群柔弱的文人還寧死不屈。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變節者，但他們往往也承受著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
我想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軍事爭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搖撼某個文化生態系統的時候才會真正變得嚴重起來。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種，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當時江南地區好幾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於“削髮”之事，即漢人歷來束髮而清人強令削髮，甚至到了“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地步。頭髮的樣式看來事小，卻關及文化生態。結果，是否“毀我衣冠”的問題成了“夷夏抗爭”的最高爆發點。
這中間，最能把事情與整個文化系統聯絡起來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蠻的差別，並把“韃虜”與野蠻連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頭髮終於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還在拼死堅持。著名大學者劉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進杭州後便絕食，二十天後死亡；他的門生、另一位著名大學者黃宗羲投身於武裝抗清行列，失敗後回餘姚家鄉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學者顧炎武，武裝抗清失敗後便開始流浪，誰也找不著他，最後終老陝西……這些宗師如此強硬，他們的門生和崇拜者們當然也多有追隨。
但是，事情到了康熙那兒卻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文人們依然像朱耷筆下的禿鷹，以“天地為之一寒”的冷眼看著朝廷，而朝廷卻奇怪地流瀉出一種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開始大家以為是一種籠絡人心的策略，但從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
他在討伐吳三桂的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向朝廷推薦“學問兼優、文辭卓越”計程車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稱做“博學鴻詞科”。
這次被保薦、徵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後來錄取了五人。其中有傅山、李顒等人被推薦了卻寧死不應考。傅山被人推薦後又被強抬進北京，他見到“大清門”三字便滾倒在地，兩淚直流。如此行動舉止，康熙不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他回鄉後不準別人以“中書舍人”稱他，但這個時候說他對康熙本人還有多大仇恨，大概談不上了。
李顒也是如此，受到推薦後稱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後竟以絕食相抗，眾人只得作罷。這事發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五歲。沒想到二十五年後，年過半百的康熙西巡時還記得這位強硬的學人，要召見他；李顒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