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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首是一個四百多戶人家的大集鎮，東臨湘水西靠大山。彎曲的街道兩旁，大多是青磚灰瓦的房屋。在窮山惡水的桂北，界首算物產豐富、生活充裕的一方寶地。正像毛澤東在江東岸所預言的那樣，這裡是籌措糧款的好地方。但是，對數萬大軍來說，這裡所能補給的畢竟太有限了。
紅軍的臨時總司令部設在鎮中一所庭院裡。院中有兩棵粗壯的楓橡樹，高大、挺拔、蒼勁，威風凜凜地高踞於房屋之上。橫空直伸的枝幹，撐起一把黃中透紅的傘蓋，蔭護著在這個院子裡繁衍生息的人們。
軍用地圖鋪展在客廳中的兩張八仙桌上。參謀部人員請首長就座。李德坐在朱德對面，博古坐在李德左首，他和李德可以用俄語流利地交談。每人面前都放著水杯，但沒有茶葉，白開水散發著濛濛蒸汽。
總部作戰局負責人扼要而又精確地報告著目前的戰況。形勢的嚴重性，與會者早就想到了。
這次西征，與李德最初的設想很不一樣。它並不像蘇沃洛夫率領的那支在阿爾卑斯山苦戰的大軍。那支大軍，矯若遊龍，可以指揮來去。而中央紅軍的西征並不單純是一次軍事行動，既不能大踏步前進也不能大踏步後退，更不能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它是包括中央、中革軍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在內的一次戰略轉移。不是要不要大搬家，行動本身就是大搬家，是一個“國家”的開動。
參加西征的作戰部隊有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五個軍團，總數達八萬六千餘人，軍委縱隊（機關）四千六百九十三人、中央縱隊（機關）九千八百五十三人。此外，裡面還有老人、病號和懷孕的婦女，挑夫、馱騾、擔架，還有數不盡的輜重……這就是歷史上被人千百遍提起的那頂“轎子”。你可以比作揹著石碾爬山，也可以比作掛著啞鈴渡海。但石碾、啞鈴是可以丟棄的，輜重也是可以丟棄的，唯獨“轎子”不能甩，必須抬。因為那是龐大的領導機構，是人不是物。
由於五次反圍剿及遠征的特殊性，最高權力領導核心集中在三個人身上。博古、李德、周恩來，這個當時被稱之為“最高三人團”的機構，握有直接指揮中央紅軍西征的全部權力。
周恩來還在湘江東岸，組織指揮中央縱隊（代號為紅章縱隊）和中央軍委縱隊（代號為紅星縱隊）迅速渡江！然而這兩個中央機關和軍委機關及下屬各部門，即使在十萬火急的命令連電催促下，仍然姍姍來遲！
歷史，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有些事，當時看是清晰的，後來看，卻是朦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