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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首是一个四百多户人家的大集镇，东临湘水西靠大山。弯曲的街道两旁，大多是青砖灰瓦的房屋。在穷山恶水的桂北，界首算物产丰富、生活充裕的一方宝地。正像毛泽东在江东岸所预言的那样，这里是筹措粮款的好地方。但是，对数万大军来说，这里所能补给的毕竟太有限了。
红军的临时总司令部设在镇中一所庭院里。院中有两棵粗壮的枫橡树，高大、挺拔、苍劲，威风凛凛地高踞于房屋之上。横空直伸的枝干，撑起一把黄中透红的伞盖，荫护着在这个院子里繁衍生息的人们。
军用地图铺展在客厅中的两张八仙桌上。参谋部人员请首长就座。李德坐在朱德对面，博古坐在李德左首，他和李德可以用俄语流利地交谈。每人面前都放着水杯，但没有茶叶，白开水散发着蒙蒙蒸汽。
总部作战局负责人扼要而又精确地报告着目前的战况。形势的严重性，与会者早就想到了。
这次西征，与李德最初的设想很不一样。它并不像苏沃洛夫率领的那支在阿尔卑斯山苦战的大军。那支大军，矫若游龙，可以指挥来去。而中央红军的西征并不单纯是一次军事行动，既不能大踏步前进也不能大踏步后退，更不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它是包括中央、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内的一次战略转移。不是要不要大搬家，行动本身就是大搬家，是一个“国家”的开动。
参加西征的作战部队有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五个军团，总数达八万六千余人，军委纵队（机关）四千六百九十三人、中央纵队（机关）九千八百五十三人。此外，里面还有老人、病号和怀孕的妇女，挑夫、驮骡、担架，还有数不尽的辎重……这就是历史上被人千百遍提起的那顶“轿子”。你可以比作背着石碾爬山，也可以比作挂着哑铃渡海。但石碾、哑铃是可以丢弃的，辎重也是可以丢弃的，唯独“轿子”不能甩，必须抬。因为那是庞大的领导机构，是人不是物。
由于五次反围剿及远征的特殊性，最高权力领导核心集中在三个人身上。博古、李德、周恩来，这个当时被称之为“最高三人团”的机构，握有直接指挥中央红军西征的全部权力。
周恩来还在湘江东岸，组织指挥中央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和中央军委纵队（代号为红星纵队）迅速渡江！然而这两个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及下属各部门，即使在十万火急的命令连电催促下，仍然姗姗来迟！
历史，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有些事，当时看是清晰的，后来看，却是朦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