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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豐幾乎經歷了歷次派別和路線鬥爭。米夫、王明取得了對阿古爾教務派的鬥爭勝利後，反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鬥爭隨之而起。這場鬥爭的爆發點，是1927年11月7日慶祝十月革命十週年的遊行中出現的騷亂。
凱豐每當想起那場騷亂，歷歷如在目前：當浩蕩的遊行隊伍走進紅場入口處即將到達檢閱臺時，遊行隊伍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突然揮起早已備好的旗幟高喊反對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這種挑釁性的舉動，在這樣的場合，就顯得加倍嚴重，遭到斯大林擁護者的反擊是必然的。這場鬥毆，在遊行隊伍的嚴密組織下，限制在不太大的範圍，就像河流奔瀉中出現的一個漩渦。
當中山大學的隊伍接近列寧墓時，包括斯大林在內的蘇聯領導人舉手向革命的中國青年致敬，並高喊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在學員隊伍中，竟然有人衝破“烏拉”的喊聲，高呼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這種當眾侮辱斯大林的舉動，使聯共和來自世界各國的來賓都感到震驚。
反擊當然是激烈的，一週之後，托洛茨基和季諾維耶夫（當時所謂的“託季聯盟”）便被開除出黨。盛怒之下的斯大林，指令米夫對中山大學的託派活動進行徹查。這一費力的徹查繼續了數月之久。這種徹查並不限於找出喊口號的託派分子，而是在調查時展開了思想鬥爭。要鬥爭，必須組織力量，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便成了米夫指揮下反託的基本力量。
這種思想鬥爭不可能涇渭分明，鬥爭呈現出複雜性、嚴酷性是必然的，而鬥爭手段的多樣性也是必然的。為了鬥爭，不擇手段。逼供、誘供、誣陷等也就應運而生。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在後來的歷次運動中不斷地重演，在蘇區的肅反運動中還有所發展。陰謀家、投機者便從中興風作浪，成為某些領導者排除異己打擊持不同意見者的手段。
凱豐並不認真思考臨時中央的指示是否合乎實際，也不知道前線所提出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還是不可以克服的，他只知道：執行中央指示就是對的，不執行就是錯的。不需要動腦筋去思索中央指示對在哪裡，不執行者錯在哪裡。
項英與凱豐略有不同，他有深沉思考的習慣，善於總結概括，喜歡條理分明。他的長條筆記本上，有對目前這場鬥爭畫出的公式：
斯大林同志精神＝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指示=後方委員們的意見=斯大林同志精神。
這可以順理成章地推演成“我就是黨的化身”，“我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我就是斯大林同志精神的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