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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件到后”各语，皆指收买宋在日本“骗案刑事提票”而言，决不影响于谋杀，且皆洪假政府名义诳诱应犯，决非受政府之嘱托，以其毫无政府委任之凭证故也。[141]
赵秉钧本来是要辩解他和政府与杀宋无关，结果这段辩解正好等于承认阴谋构陷“孙黄宋”实有其事。但他又辩称这些行为系“洪假政府名义诳诱应犯，决非受政府之嘱托，以其毫无政府委任之凭证故也”。这当然是很无力的辩解，因为以阴谋手段诋毁政敌并不是什么光彩事情，政府当然不可能给予洪、应委任凭证。赵秉钧又辩称，“凡属应密来电”，由于秘书洪述祖没有译呈，自己并未看到，他说：
来电所称一月二十六日应犯寄赵总理“应密径电”及二月一日应犯寄赵总理“应密东电”，本总理至今未见。证之来电所称二月二十二日洪致应犯函有“智老已将‘应密电本’交来，纯令归兄一手经理”之语，可知凡属“应密”来电，洪述祖均未译呈，本总理无从查阅也。[142]
又在接受《新纪元报》记者采访时有如下问答：
问：应以密码拍电与君否？
答：有否余不得知，盖“应密电本”既在洪手，“应密”电至，电报房即交洪译，洪抗电不呈，余为所蔽，此实余罪。然无论何等人为长官，亦必不能日携密电本百余册，不令秘书经手也。
问：然则洪、应来往函电，君一无所知否？
答：余以菲才，总揽国务，绠短汲深，日苦不给，安有余力，问此闲事。[143]
对于赵秉钧的辩解，徐血儿进行了极有力的辩驳，指出1月26日“径电”、2月1日“东电”系应夔丞直接发给赵秉钧，事涉“机要”，秘书既不能也不敢不译呈赵秉钧。他说：
按一月二十六日应寄赵之“径电”，与二月一日应寄赵之“东电”，皆应直接电赵者，赵何得云“至今未见”？应寄赵电或先交秘书译出，惟秘书决无代赵阅看不交赵阅之理。赵前不云乎“密码电报本系机要”，应“径”“东”两电皆系“应密”，既用密码，则秘书必以为关于赵、应机要之事，则秘书又何敢不呈总理阅过？且“径电”中有“国会盲争，真象已得”之语；“东电”中有“宪法起草创议于江、浙、川、鄂国民党议员，现以文字鼓吹、金钱联合，已招得两省过半数主张两纲：一系总理外不投票，似已操有把握；一系解散国会，手续繁重，取效已难，已力图。此外何海鸣、戴天仇等已另筹对待”之语，其中皆往来协商所谓“机要”之事，秘书安知其中原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