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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史一案，在一個尋常的早朝上始生波浪。
昭武帝看了蔡中繁的奏章，常年沉溺享樂、疏於朝政的他，勃然大怒，當堂質問王生聲。
從蔡中繁的奏章送達內閣，已經過去了三日，這看似平靜的三日，其實不知經歷了怎樣的驚濤駭浪。
京外官員所上奏的摺子，需逐級送遞，進京後先入內閣，由閣臣票擬出意見，一同呈達御前，勤勉之主當每日批覆奏章，通常要充分考慮票擬的內容。同時，設司禮監秉筆太監五名，輔助皇帝處理政務，而經由皇帝或秉筆太監批覆後的奏章，最後，還要交由司禮監掌印太監做最後的批紅，方可生效、執行。從內閣至司禮監，奏章的命運其實只由皇帝一人定奪，可當人主如昭武帝般惰怠，幾乎不怎麼看奏章時，司禮監掌印太監作為二十四衙門第一宦官，則必然坐擁主理朝政的大權，也正因為此，多年來彈劾謝忠仁的奏章多半石沉大海。
因此，這封矛頭直指王生聲的疏奏，能夠被昭武帝看見，其中不知道有多少驚心動魄的細節。
而燕思空一開始策劃此事，就有信心將事態擴大，因為蔡中繁曾經是吏部功考司主事，經他之手提拔的官員遍佈朝野，儘管他現在失勢了，但名望尚在，何況閹黨廣播仇怨，有如此好時機對付他們，自然一呼百應。
這封疏奏在朝堂上掀起了軒然大波，筆誤有意無意尚且不論，新編史已經印製千冊，發往各地及海外邦國，昭武、武昭這般顛倒錯漏，極為諷刺，必遭天下人恥笑。
聽說早朝之上，王生聲和霍禮臉色青白，跪地告罪、辯解，昭武帝許是考慮到倆人均是閣臣，雖然極為不滿，但未當庭問罪，而是下令徹查此事，追回所有已發出的史卷，重新稽核。
早朝之後，翰林院所有官員均被禁足於文淵閣內。大部分人不明所以，議論紛紛，只有燕思空和沈鶴軒端坐於案牘之前，神情肅穆，一言不發。
昭武帝尚未動用三法司，而是先派了于吉來調查那一章主筆何人，稽核何人，很輕易便查出了劉釗林、燕思空和沈鶴軒三人，還有另一名叫林粵的小文書，作為那一卷的資料收集人，也被牽扯了進來。
四人暫未被下獄，只是那一日，輪番接受了盤問，將事情徹底縷兩個清楚。
劉釗林被分配到這段年份，林粵協助其研讀史料，劉釗林主筆，燕思空複核，沈鶴軒三核，霍禮總審，王生聲主持，此案所需負責之人已清晰明瞭，可究竟該受何種責罰，才是這件事的關鍵。
不難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