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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陳群與荀彧的區別。荀彧維護的，是行將就木的東漢王朝；陳群維護的，則是方興未艾計程車族階級。所以荀彧失敗，陳群成功；荀彧高尚，陳群高明。
曹丕則想通了一個問題：士族與曹家作對，究竟是為了大漢江山還是為了做官特權？曹丕認為是後者。於是他接受了陳群的建議並下令實施。沒過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瀾和擁戴之下當了皇帝。[36]
這是曹丕的勝利，也是曹操的失敗；是曹丕的喜劇，也是曹操的悲劇。作為一個“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權”，一旦改變性質，曹魏還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嗎？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國。曹丕成功代漢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將滅亡之時。以司馬家族為首計程車族集團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過是為士族階級的政權再次加冕。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滅亡的根本原因。
那麼，蜀漢和孫吳又如何？
孫權和劉備原本沒有資格建國，他們得感謝曹操提供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曹操提供的正面經驗是：士族並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奪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訓則是：士族的勢力極大，只能利用，不能對抗。
因此，孫、劉都只能另闢蹊徑。
順勢而為的是孫權。
孫權的路徑是“江東化”，即政權的“本土化”和“士族化”。這讓東吳在夾縫中得以生存，在危難中得以發展。可惜，江東化雖然夯實了孫吳政權的基礎，卻也改變了它的性質。前者是孫權希望的，後者則是他害怕的。
於是，晚年的孫權逐漸變得內心分裂，作風剛愎，行為乖張，對江東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於淫威獨擅，用刑嚴酷。結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離心離德，冤獄屢興不止，吳國成為內部最不穩定的國家。更何況，江東士族也鬥不過中原士族，因此孫吳終於亡於西晉。
繞道而行的是劉備。
劉備的辦法是敬而遠之，儘量避免與士族階級發生正面衝突。諸葛亮執政後更是依法治國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漢也成為三國中治理得最好的。[37]
但，劉備和諸葛亮也有解不開的死結。
首先，他們不可能“本土化”。因為那樣一來，蜀漢就勢必成為一個保守狹隘的偏安之國，人人安於現狀不思進取，哪裡還能北進中原，實現興復漢室的理想？
何況作為外來政權的領導人，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他不但不能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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