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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人都不知道也沒有看過這個節目。我們到海南省採訪，很多人的聯絡都頗費周折，不像後來《東方之子》這個欄目廣為人知，相對聯絡起來容易些。而在當時，每當有人接受了我們的採訪，我們心裡都有一份喜悅。其實不光我們做節目的遇到很多困難，在經營方面也同樣如此。現在《東方時空》的廣告費很高，一般很早訂完。可在最初，廣告費很便宜卻依然沒有人願意掏這個錢，誰也不想讓鈔票在早間節目中打水漂。回頭再看那最初走過的艱難之路，更懂了“萬事開頭難”這句話的含義。
那時的我自然也沒有太長的設計。1993年5月底，我接到製片人時間的電話，問我想不想調進中央電視臺，我沒太考慮就拒絕了。“做電視”是副業這種概念在我當時的頭腦中還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當時在廣播報，我正籌辦著一張新報紙《流行音樂世界》，報社內部也把這件事當成了重點，甚至創刊號各個版的內容和樣式都設計出來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專門為此開了會，臺長也講了話表示支援，在會上“高舉起流行音樂這面大旗”很給人一種振奮。能把自己的愛好變成自己未來的工作，對我來說自然是件快樂的事，欣喜之中，覺得自己電視到底能做多久，心中沒底，於是就拒絕了時間的好意。
但走進電視看來還是我的宿命，過後沒多久，已經呼之欲出的《流行音樂世界》在當時一種對流行音樂依然不屑的氛圍中，被某位領導判了死刑。寄託了我的熱情和理想的夢碎了，我立即有了萬念俱灰的感覺，好吧，走。這個念頭一出來，最後走進電視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也曾有人問過我，假如那張報紙辦下來，你和電視說再見不會後悔嗎？我想不會的，一來人生沒有假如，二來每條路都會有不同的風景。走上辦報之路自然會依照另一種規則欣賞著路邊的景緻，也會有掙扎，也會有快樂，也許今天的自己會在那樣的一條路上尋找到另一種成就感。
可最終，我還是成了徹頭徹尾的電視人。
但真正讓我在心中歸屬電視，還是依賴於一次同行們對我的認同，而之所以擁有這種認同，是因為一趟西北之行。《東方時空》播出一百期時要製作特別節目，我承擔的任務是去青海與西藏的結合處，採訪一位電影放映員趙克清。
接到這個任務時，我正在寧夏銀川採訪另外的幾位“東方之子”。也許是好事多磨，採訪放映員的任務從一開始就不順。就在我接到任務的第二天，在銀川機場一架客機失事，死傷者眾，媒體報道後舉國震驚。遠在內蒙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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