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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見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署長，當時中國的那位副部長魏一民對這位署長說：我們中國準備考慮接受聯合國的援助。
一瞬間，這位署長有些發矇，因為他已經習慣了中國對他說“不”，於是當翻譯之後，他轉過身來問龍永圖：“是這樣的嗎？”
龍永圖肯定地說：“沒錯。”
多年以後，當龍永圖率團和世界各國談判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的問題時，1979年這個老故事不知是否還經常想起，他是否會在想起時感到一絲幸運：中國終於從接受別人的援助開始一步步向國際慣例慢慢靠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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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聊天的是長春一汽的老總竺延峰，這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少帥，採訪中，我針對復關在即，向他提出一個問題：“你這一任或許正是中國汽車業經歷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分！”少帥神情凝重但又很自信地回答：市場不相信眼淚。
大人物的大決策
1999年11月15日，中國和美國終於結束了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的談判，這一結果讓很多人興奮。事後興奮的人們也慢慢得知，這場談判幾乎提前結束，但由於關鍵時刻，中美兩國高層領導人打出了關鍵的政治牌，經濟談判中的難題終於被輕易化解，結局自然讓人興奮。
談判中，中美雙方的代表其實都授權有限，無論是美方的巴爾舍夫斯基、斯帕林，還是中方的石廣生或龍永圖，他們手中的底牌其實就那麼幾張，在談判陷入僵局的時候，雙方直接談判的人士其實都無法更改底牌。很顯然，談判是一種妥協的藝術，雙方如果不能互相滿足，那只有先告別然後各自走人。
關鍵時刻，雙方領導人以一種超乎尋常的大局觀迅速作出決策，相信美方的代表和中方的石廣生和龍永圖們，都在談判瀕臨破滅的邊緣，得到了更新過的底牌，於是，談判又柳暗花明。
談判中，江主席對美國談判代表團的接見和朱鎔基總理的駕到，緩解了談判的緊張氣氛。與此同時，巴爾舍夫斯基一次又一次回美國駐華使館和“老闆”通話，甚至出現她在外經貿部女廁中和正在浴室裡的克林頓通電話的局面。相信這一切都為談判成功打下了最好的伏筆。
在回到美國之後，美國總統經濟顧問斯帕林意味深長地說了這樣一句話：“無論克林頓還是江澤民，將來一定會為自己在這一生中作出這樣重大的決定而感到驕傲的。”
